恢复“一个不少，两个正好”？

　　在上周结束的全国政协大会上，２９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方针。他们认为，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隐忧已经开始逐步显现，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目前“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使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保障问题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大。

　　这个提案再度触及了我国十分敏感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目前为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态度是坚决的，没有松口的迹象。但媒体的报道却总给人一些遐想的空间。比如，据我手边保存的资料：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解放日报》曾报道《上海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已近极限　合法二胎将增多》。２００７年３月９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本市户籍人口接近零增长》。

　　个人提请司法解释

　　新华社３月１４日的一篇电稿说：将于今年４月１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扩大了司法解释的来源。根据这一规定，公民个人可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立项司法解释。

　　法院在审判中对适用的法律条文产生疑难问题，就需要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此条文做出具体的解释。提请司法解释，本是国家司法机关才享有的权利。在１９９７年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就指出：“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比如，最高法院２００２年做出一的条司法解释：“已满１４周岁不满１６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但是，公民个人要这个“提请司法解释”的权利做什么？一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和权利越来越受到法律的影响，一项司法解释甚至关乎一个人的有罪无罪，个人不能不关心。二是关注司法、思考司法问题的大脑并不都聚拢在司法机关，而是广泛地散布在民间。把这个来源扩大，只会有助于司法的公平。

　　安乐死申请拷问现实

　　上周，有一个身患肌无力症的女青年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因为她把一份《安乐死申请》发到了央视主持人柴静的博客里，希望能够通过媒体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提交自己“议案”。

　　这是一个在许多国家里虽已不再敏感却仍然困难重重的议题。我认为，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不会被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议程之中，因为，尽管有不知其数的人都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国家通过立法允许一个人在别人的帮助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仅面临着巨大的伦理障碍，还可能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而且这必将是旷日持久争议不休的问题。

　　但是，那个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而不想活下去的女青年，仍然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

　　《北京青年报》上周三的社评非常清醒地指出：“李燕虽然迫使我们思考安乐死问题，但她拷问的其实是公共品供应不足的社会现实。”这就把公众目光从一个“不太现实”的问题转移到更为现实的问题上了。

　　山友遇难　叩问责任

　　上周，京城各媒体报道了一支在网上自由组成的野外登山队在灵山遇险，其中一人死亡。人们纷纷议论这种自由组合的历险活动的责任问题。有人质疑领队的资质，领队说：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发帖人。有人指责绿野网站没有承担起考察领队资质的认证责任，网站说，这方面并没有成熟的规则。

　　这是当代互联网条件下一种典型的人际关系，一种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没有权威，没有依附性，也不需相互了解。这几乎是一种人类的理想性关系。但这个不幸事件也告诉我们，这种关系，在严酷的自然面前是那样脆弱。对一种完全基于个体自由的人际关系，我们尚没有建立起法律责任的制度规定。

　　预算审议媒体热议

　　上周的中国媒体有一个较热的话题，是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后在《新京报》接连发表《人代会的“务虚”与“务实”》、《能否向公众公开政府预算》。他所说的“务实”，就是认真审查批准预算。几乎与此同时，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上，人大代表邓明义说，每年大会安排审议《预算报告》都形同虚设，且财政预算无论是数据还是用途都不具体，“代表看了等于白看”。广东的《新快报》报道了这句非常爽直的批评。

　　紧接着，《南方都市报》的社论对此进行呼应，指出：行政管理费用快速增长、行政开支浪费严重，以及官员滥用公款、腐败，都是因为人大监督之外的预算外收支愈演愈烈，预决算案过于粗疏，人大代表切实审核。

　　那什么是预算呢？马克思有一句话特别简洁：“预算只不过是国家本年度预期收入和支出的一览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也曾在一篇评论中说：“立宪国之所以有预算者，则除预算表算入账下尊依法律所收诸税则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征索；除预算表岁出项下所列诸款项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支销。”所以，西方有人把议会的审查预算，看作是管住政府钱袋子的大事。

　　央视曝光“藏秘排油”

　　上周四是消费者权益日，中央电视台的“３．１５”晚会上披露了对相声演员郭德刚代言的“藏秘排油”茶的调查结果：这个真名叫“百草减肥茶”的普通保健品，没有任何“藏秘”的背景。但全国著名的策划人，就是要淡化它给人感觉一般化的真名，而突出“藏秘”的神秘功效。《北京晚报》的记者算了一笔账：百草减肥茶经过策划后，经销商６元的价格到了市场就涨到２９元。就因多了“藏秘排油”这４个字，每盒从消费者手里赚到２３元钱。

　　在当代中国，有太多机智的大脑不是用于创造，而是用于蒙人。如果处于相同尴尬境地，别的代言明星往往保持沉默，郭德刚却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一个《关于藏秘排油广告的声明》，用说相声的机智和口才为自己和产品、广告强辩。他和策划人一样，都太相信自己的智力优势了。其实人们衡量这种事，用的只是良心。

　　灰色“鸽子”　黑色产业

　　上周，中央电视台和多家媒体都集中报道了网络黑客病毒“灰鸽子”近期大规模爆发的消息。黑客们传播、操纵这种病毒，窃取被感染电脑中的ＱＱ号、游戏账号、游戏币、银行账号等进行交易所获得的收入，或者转手把被控制的用户转卖给别人。不知不觉被卖人卖掉的用户，便被称作“肉鸡”。金山反病毒专家说：“任何一个网络菜鸟都可以通过购买灰鸽子病毒、拜灰鸽子高手为师而成为黑客，可以说，灰鸽子病毒演变到今天，已经催生了全民黑客时代的到来。

　　这个报道让我不寒而栗。我是不是被人当“肉鸡”卖了？我也不知道。有句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是，人为“灰鸽”，我为“肉鸡”。人的财产、隐私、自由正在受到网络病毒的严重威胁和侵犯。这是法治国家不能坐视的。

　　两老汉烧山　被判种树

　　在上周的互联网上搜索“两老汉粗心烧山”，Ｇｏｏｇｌｅ上符合这个查询条件的消息目录就堆满了数十个页面之多。不计其数的媒体和和大小网站转载的差不多都是来自《重庆晨报》的一条消息，说的是：去年８月重庆忠县两位老农帮他人割完稻谷后点燃麻秆走夜路，粗心造成山林失火，烧毁马尾松林木９４２４株。法官就此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判决”——缓刑三年，罚其种树。这个判决在上周引起媒体注意，是因为法官在刚刚过去的植树节前，前去现场验收这两位老汉的种树成果。

　　这个破例的判决也引发了人们对法治的思考。有评论说：这是“恢复性司法”的成功判例，体现出司法的理性。也有评论说：法院不能随意突破法律，让人们觉得善举比法律更重要，从而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