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马少华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曾长期从事新闻评论的写作和编辑，沉迷于人民群众对于生活和社会问题各种观点的争议与反驳中。这才发现了言论的正途，遂不再把新闻评论当作是职业写作，而看作是公民时代的普遍表达。业余也参与一些感兴趣话题的议论，索性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职业的议论者”。

　　央视春晚集体口误

　　除夕夜之后的几天里，各个媒体都没少报道央视春节晚会主持人的“集体口误”。在零点倒计时前的一分钟里，从张泽群背错了一副春联开始，６位主持人相继出现互相抢词、接不上茬的情况，被称作今年春晚的“黑色三分钟”。事后，总导演金越把这个失误归因于临时调整节目，主持人心理紧张。

　　可能许多人并没有在意那个后来被媒体炒得过火的错误，但那种在复杂系统中多种致错因素连锁反应的尴尬局面，却耐人寻味。它使人想起在西方技术工程领域常常提到的“墨菲定律”：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这是对“系统风险”的经典表述。大多数批评者都着眼于具体的原因，但整个春晚对系统风险估计不足是最大的原因，不然就不会在零点前放６位主持人上场一起来控制一分钟的时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控制主体，每个人也是可能制造错误的人。这比两个人说相声要难控制得多。

　　此后几天内，网上热传春晚节目“假唱”、“抄袭”等所谓“十大露馅”的毛病（２月２３日《北京娱乐信报》），对春晚的评价十分不利。而网络博客中《春晚停办时机已到》、《停办春晚　放除夕鸽子》也成为热门博文。这样的观点，近年来一直就有，今年随着网络博客的自由表达而再度升温。

　　北京除夕日　安徽种藕人

　　每年春节期间，媒体都要报道那些不能回家过节的人们：交通警察、建筑工人、环卫师傅，留京过年的农民工，今年终于注意到了外地在京的农民。

　　除夕这一天，在北京通州，有一群安徽农民没有回家过年，他们从清晨６点起就穿起“皮衩”，走进藕田的冰水里挖藕。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起，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农民陆续将水稻田承包给外地人种藕。外地人九成以上来自产藕大省安徽。２００３年起北京停种水稻，这里大片的稻田全部改成了藕塘。这些外地农民春节留在北京，就是要卖出一年中最高的藕价。《北京青年报》大年初一的“每日现场新闻”，用五栏宽的标题和图片报道了他们。

　　在北京越来越少的田地里，有多少外地的农民呢？

　　图雅婚事金熊奖

　　中国导演王全安执导的现实题材文艺影片《图雅的婚事》，２月１７日获得柏林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这个奖曾经是中国人最早获得的国际电影大奖之一——那是１９８８年，导演是张艺谋，电影是《红高粱》，中国电影界一时为之振奋。

　　而今，张艺谋、陈凯歌和他们所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显然已经放弃了“黄土地”和“红高粱”的乡土情结，正奔走在大投资、大制作、追求感官震撼的康庄大道上，却在艺术水准上颇受人讥，以至于电影评论家李陀在今年第２期《读书》上公开宣布：第五代已经“没落”。

　　于是，第六代导演此时再获金熊奖，对中国电影人来说，就似乎意味着一种方向性的确认和信心，那就是：《图雅的婚事》的文艺片性质，标志着电影人在票房之外的独立艺术追求；《图雅的婚事》的现实题材，则标志着中国艺术家反映时代生活的社会责任。只是，他们在票房上不大可能获得张艺谋、陈凯歌那样的成功了，因为中国观众欣赏电影的胃口早就已经被“大片”改变了。

　　报纸批评电视鉴宝

　　《北京晚报》２月２２日一篇报道引述专家观点，对电视收藏类节目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进行了批评，称：信口开河的估价，现场暴力毁坏艺术品，甚至请演员当“托儿”的做法，极易让知识性很强、很高雅的收藏变得低俗化。报道正文没有具体指电视台的名称，但在后面的链接中列出了央视二套《鉴宝》、《艺术品投资》，北京卫视《天下收藏》，凤凰卫视资讯台《投资收藏》等８家电视台的９个收藏类节目。那么，《北京晚报》究竟是棒打一片，还是不愿意具体实指呢？新华网在转载这篇报道时自己给加了一幅电视屏幕截图，注明是王刚在《天下收藏》节目中挥舞紫金锤怒砸假康熙五彩棒槌瓶的情景。

　　在我国媒体中，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尤为突出，因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压力更大，有把一切传播内容都娱乐化的倾向。制约这种倾向就需要媒体之间的正常批评。上述报道就是逐渐形成之中的这种批评风气。这是一种健康的风气。

　　大年初四雾锁京城

　　２月２１日，大年初四，整个北京城浓雾笼罩。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百米。首都机场进出港系统几乎瘫痪，多条出京高速公路封闭。北京市气象台两次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京城多家媒体全面报道了浓雾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城市各项应急系统的及时反应。其中，《新京报》报道中的细节格外引起我的注意：

　　“开车去往天通苑的张师傅本欲从来广营出口出去，哪知浓雾蔽眼，蓝色的路牌隐入雾中。他错从京承高速公路开出。‘一上午错了四次了，要是有霓虹灯一样的路牌就好了。’张师傅遗憾地对乘客李先生说。”

　　＿这个建议是否合理和可行？它显然不属于“应急机制”，而属于“基础设施”。有人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城市应当更多地在“基础设施”中植入应对危机状况的硬件，便是与风险社会相适应的风险意识。近年来，北京交通路牌进行了几次改造，字体变得更大了，同样的路牌出现三次以避免司机漏过，越来越人性化。但是一名司机在浓雾中随口说出的想法，有关部门却可能没有想到。

　　民工被欠工资　法院担保借款

　　《中国青年报》２月２４日报道：春节前夕，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多方努力，并出面担保借款４０万元，先期支付该市一起牵涉１３７名农民工的案件中的部分农民工工资。

　　这个案件是因开发商拒绝继续支付２００多万元的工程款，而使民工工资落空，此后又卖光财产使法院的裁定长期无法执行。法院在社会广泛关注和多次收到人民代表建议的情况下，这才采取了这个不得已的方法。

　　这决不是解决执行难的创造性良方。它典型地反映了“执行”这样一个行政性质的责任对司法形象的消极影响。

　　法院本来应是纯粹的审判机关，但是执行不力这个拖累，使其不得不自己担保借钱来收拾难局。担保借款这一民事行为使得法院的角色更为复杂化了，它潜在地影响司法公正。

　　６岁女孩被虎咬死　３岁女童被母虐伤

　　２月２２日，在昆明圆通山动物园，一名６岁的小女孩在与老虎合影时，被兽性大发的老虎当场咬伤，经抢救无效身亡。老虎咬人本是天性，只是不知公园为何让老虎与人合影？在此前一天，一名广州市的三岁小女孩遭到母亲毒打，被邻居报警送进医院，图片惨不忍睹。这是春节喜庆气氛里两个孩子的消息，由《春城晚报》和《信息时报》分别报道。这两个孩子的家长，一个是爱，一个是恨（据说是怀疑孩子为二奶所生），但都没有尽到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

　　北京地坛庙会　五千白领相亲

　　春节期间，北京地坛庙会举行白领万人相亲大会，４天时间里来现场相亲的白领已接近５０００人，其中每天至少促成四五十对陌生男女走到一起。《北京娱乐信报》２月２２日的报道引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说：参加相亲活动的除了单身男女，还有一半是替子女来相亲的老人。活动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了千人左右，来相亲的单身男女比例较协调，但家长中女家长占多数。

　　白领万人相亲大会这种耸动视听的规模，的确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交往形式。但它也比别的形式更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不充分。我们还缺乏一些更为多元、分散，以别的内容为主题的交往形式。年轻男女的爱悦情感，可以在这些更普遍的交往形式中自然成长。

　　淘宝网上卖“借口”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提供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有偿服务，往往为传统媒体提供新闻。２月２２日，《北京青年报》和《京华时报》两家报纸同时报道了淘宝网上出售各种“借口”的新奇交易，包括生活借口、约会借口、分手借口、求婚借口等，几乎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借口价格不一，根据需要程度不同，收费标准也不相同，而且都是根据需求者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做。

　　与前不久网络出售“述职报告”一样，出售“借口”的点子，无论到底有没有生意，总是反映了网络盈利模式对人们的“边缘性需求”的过度敏感。与其说，这是对人们真实需求的呼应，不如说，这是对人们真实需求的探测。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真到了那么需要“借口”的地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