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２月１０日

　　我从一部名为《洋妞在北京》的电视剧里学会了“脱裤”这个中文词。拍戏时，姚导演命令我“脱裤”。在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床上，我翻着一本像是文革时《毛主席语录》的红色薄字典。我查到了“脱”和“裤”这两个字。

　　“你在开玩笑！”我有些自言自语地说。我在剧中扮演一个叫杰西的美国人。这个轻佻的姑娘勾引了一个已婚中国男人。她爱上了他，为他牺牲了一切。那时，我刚从纽约一所大学毕业，来中国已经两个月，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在一次聚会上，一个小伙子靠近我，对我说：“我一个朋友在拍洋妞在北京的电视剧。”

　　那时，我还不太听得懂中国话，试图弄懂他的意思。“妞”是“姑娘”、“女孩”或“芭比娃娃”的意思，而我听成了“牛”。我站在那里，大惑不解。他赶紧解释：“你是白人，想上电视吗？”

　　就这样，我开始拍电视了。我在一部中国肥皂剧里几乎半裸出镜，说着诸如“我爱你，咱们还等什么呢？”这样的台词。

　　洋妞的身份使我得到一些特别的机会。我扮演一个来自异国的女人。观众多达６亿，绝对超出想像。它给大街上的人们提供了大量谈资，让人一窥发生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罗曼史。

　　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在北京住了６年。在那段时间里，我过着一个外国女人的生活，同时又在电视上表演着中国人对那种生活的看法。要解释这两种完全平行的视角着实困难，因为必须弄明白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和西方女人以及为何有这种看法，而这对我来说并非易事。

　　北京人喜欢杰西，因为她爱上了中国男人，她自信、性感，有着十足的美式做派。十几岁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祖母在市场里跟着我，杰西买什么，他们就买什么——仿冒普拉达包、电源线以及鱼丸等等。

　　中国人之所以对西方女人如此感兴趣，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被认为是“性开放”以及“自由恋爱”的提倡者。在中国没有这样的观念，它们完全来自美国。有一次，我指出没有美国人会穿毛皮大衣或者大声嚷嚷“我能成为你的情人吗”。制片人的回答是：“我们不看重你怎么想。”

　　在喜来登长城饭店，我想在字典里找“脱”、“下”、“裤子”这几个字的其他意思，但徒劳无益。之后，和我演对手戏的健壮男演员也脱光了。那时，我被强烈的灯光照着，姚在一旁指挥：“摸他的背。”

　　我照他说的做了，轻轻地，甚至还划着圈。房间里安静极了。当时我想，这个场景肯定能让我们的观众兴奋起来。但现在我知道了，他们会觉得很震惊，会想是不是外国女孩都那样。

　　我说：“如果姚导演也裸体的话，我会觉得舒服些。”大家都惊呆了。这是个没有结果的要求，我试图向他们解释，杰西和我并不是一个人，而且我们俩谁也不能代表所有的西方人。姚导演耸耸肩，很严肃地声明：“在这里，我们都是工作人员。”为了表示他的友情和忠诚，他脱下了裤子。

　　“谢谢。”我说。他说：“没关系，我能理解你的要求。现在，我们都一样了。”他叫“开拍”之后，我激情四溢地抓着男演员的背，希望这样能弥补自己的错误。摄影师对他的助手低声说：“看见了吧？洋妞都是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