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增长的不平等和陷入泥沼的工资威胁着全球化。

　　去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批家具厂工人丢掉了饭碗，因为美国采购商在中国找到了更好的供应商。在家具行业的另一端，家居业巨头Ｈｏｍｅ　Ｄｅｐｏｔ的ＣＥＯ罗伯特·纳德里也丢掉了职位，因为董事会认为其他人会比他干得更好。不过，纳德里拿到了２．１亿美元的分手费。相比之下，工人们的离职补偿则少得令人愤怒。

　　这种现象正在发达国家蔓延。自２００１年以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率还不到生产率增长率的一半。而下周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聚会的商界名流们则赚得盆满钵满。２０年前，美国顶级经理的收入大约是社会平均工资的４０倍，如今已经差距已经拉大到１１０倍。

　　技术与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繁荣。在中国，人均生产率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４倍。数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加入了全球劳动力体系，摆脱了贫困和落后，而更多人正准备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对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促进作用。但在发达国家，工人收入占ＧＤＰ的份额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企业利润则连创新高。在金字塔顶端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的人攫取了全球化带来的绝大部分好处。同时，其他人，既包括工厂里的蓝领工人，也包括办公室里的广大白领中产阶级，都在板着脸等待着下一轮裁员减薪。

　　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称，自２００５年初以来，美国国会已经出现了２７项“反华提案”。根据德国的马歇尔基金会的调查，在美国，尽管多数人仍赞成自由贸易，但超过半数美国人赞成保护受到外来竞争威胁的国内公司，即使这样会减缓增长。日本也在担忧不平等、工资停滞以及职位流向中国。欧洲一直在试图控制对华的纺织品贸易。

　　如果工人选民不再认为全球化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民主制度什么时候会重设贸易壁垒？如果富人都集中到社会顶端，而这个顶端让其他人感到遥不可及，这些富人是否也处于险境？

　　但保护主义只能短期见效。在与中国和印度同行业对手的竞争力对比中，保护措施只能使受保护的发达国家公司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需要保护的人越多，发达国家政府就越不希望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如果说保护主义不能帮助失败者，税收体系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也十分有限。几十年来，美国与欧洲的对比显示，如果差距控制得当，而且知识精英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富有流动性的社会优于平均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