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２００６年底获得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奇终身成就奖”，主持该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在颁奖公告中说，余先生是当今“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　

　　——编者

　　欣闻余英时先生获得２００６年美国“克鲁奇”（Ｋｌｕｇｅ）人文学科杰出成就奖，由衷喜悦。余教授是我最敬重的华裔学者，我和他相识至少也有３０年的时光。可我在欣喜之余，也不免感到惶恐，人文学科衰微，似乎是经济全球化以后的共同现象。

　　其实美国自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逐渐兴盛，几乎把人文的传统压盖住了。美国的所谓“中国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冷战后才开创的“地域研究”的学科（另一“地域”是苏联），这和源自欧洲的“汉学”传统不同，更和中国的传统“国学”不同。余先生在美国学界是少数能够兼通并超越这３个传统的学者，而且不论在欧美或华人地区皆备受关注。原因无他，余先生在历史方面的真才实学上是所有学界人士所公认。不仅在“汉学”和“中国学”界，而且美国的史学界和人文学领域终于承认余先生的学术贡献，更承认他以中文写出来的学术著作。

　　这就不能不提余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文简体字版由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出版）。他原本只想为《朱子文集》的标点本写一篇介绍性质的序文，却发现史料中引申出来的问题太多，于是便步步深入，写出了长达一千余页的两大本书。据我所知，此书并未译成英文，而“克鲁奇”人文奖的审查委员会显然把此书考虑在内。

　　《纽约时报》此前的专文报道中特别提到余先生对于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并引用他的话说，“他们具有道德、政治、和社会的目的”，与西方知识分子相较（往往尊重知识）更任重道远。在当今美国学术界，除了刚去世的萨义德（《东方学》一书作者）之外，很少学者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余先生也探讨过现代儒学，但却不自称是新儒家；他写过关于胡适的书，但却不受胡适的影响，我认为他的学问甚至超过胡适；他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震撼了整个“红学”界。

　　我所认识的余英时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的朋友。余先生绝不是那种大叫“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调“盟主”，也从不结党结派，他逍遥自在，以他的著作和言论来见证一个知识分子的节操和风骨。

　　（原载《亚洲周刊》）

　　余英时小档案

　　余英时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２日生于中国天津，祖籍安徽。余英时于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师从钱穆，后负笈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

　　著作包括《士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思想》、《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朱熹的历史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