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需要一个强敌？

    理解过去才能塑造未来——这句话改写自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大作《动物庄园》，它可引导我们观察欧盟当前的状况。最近在德国举行的有关欧洲认同感的捷克-德国论坛年会上，历史学家米洛斯·雷茨尼克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为欧盟这个由各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组成的集团指出了生存之道。

    在我们的集体身份认同过程中，不仅“我们现在是什么”是个重要问题，有关“我们现在不是什么”的认知则更能产生影响。这是雷茨尼克教授的基本观点，他以19世纪上半叶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为例，进行了说明：当国家体系分崩离析时，新兴精英提出公民平等的概念，为民众认同“国家民族”提供了机会。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民族认同演变成了潜在冲突的根源。

    我们现在要提的问题是：欧洲认同感充当什么角色？它源于一种观念，经历了自我塑造，但问题是它能否扎根。欧洲人共处一地，有着共同价值观，若想使认同感深入人心，团结那些接受这种身份的人，这当中又缺少什么呢？缺的是能强烈感受到某种威胁，也就是说，欧洲人缺少一个共同的敌人。

    希腊大厦将倾，意大利风雨欲来，法国面临信用遭降级的命运，它们与崩溃在即的整个欧元区同病相怜。栖居于欧洲这块旧大陆的人们缺少凝聚力。甚至当欧洲独一无二的一体化深陷危机时，欧洲人都不能或许也是不愿承认，使他们走到一起的，要大于分开他们的。

    欧盟必须更深入地融合而非分开，这种观点我们不止一次听到。但联盟的深化不能靠一纸协议办到。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危机，实实在在、深入骨髓的危机。

    但放眼四顾，能使欧洲人团结一心的敌人何在？经济日渐萧条，财政捉襟见肘，竞争力每况愈下，这都是谁的错？难道这就像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只是帝国兴衰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我们能把矛头指向某某，说欧洲如此窘迫是因为希腊人做假账，意大利人借钱太多，或跨越边界，指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

    在全球化经济中，旧的民族和意识形态框框必须摒弃。政客们不能或不愿超脱一届任期的视野，他们所讲的语言远离欧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即便将国家拖入破产边缘都不舍得辞职……只有制约这等形形色色的人，一个更强烈的欧洲集体认同感才可能出现，旧大陆才有恢复繁荣的基础。

    国家认同感往往形成于种种苦难，正如整个社会由某种共同命运拴在一起。雷茨尼克教授认为，欧洲需要一场深刻、彻底的危机，让它的认同感经受生死考验。

    捷克《经济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