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经济学

    简·奥斯汀逝世后，她的哥哥亨利出版了她的遗作《诺桑觉寺》和《劝导》。两部遗作的序中附上了简·奥斯汀的传记介绍，高度赞扬了她的无私谦逊和对金钱的淡漠。亨利说，《理智与情感》发表后，简对收到150英镑的报酬感到惊诧。“很少有人才华横溢如斯，却如此发自内心地谦逊。”亨利说，“她把这笔稿费看成是对她毫不费力劳动的巨额补偿。”

    奥斯汀小说中最动人的女主角恰恰都是依靠婚姻发财致富的人。

    恐怕全世界的奥斯汀迷都要向我扔臭鸡蛋了，不过别忘了，可人的班内特家女孩、被剥夺继承权的达什伍德之女，都崇尚财富。这就是19世纪末中产阶级绅士家庭出身女孩的谋生方式。奥斯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追求财富的人。和其他作家一样，她写作的原因很多：个人化的艺术表达、愉悦自己和姐姐、评论周围虚伪造作的社会百态，但也为了钱。她千方百计给自己找出版商，确实也找到了。

    奥斯汀出生的1775年，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追求个人商业利益在今天看来合情合理，当时却被认为是令年轻人面红耳赤的羞耻之事。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对贫穷的赞美，贵族阶层对一切不是继承遗产所得财富的鄙视，包括贸易、金融等，都使人们对商业贸易充满疑虑。

    奥斯汀一岁时，现代经济学已经诞生。是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为商业逐利性正名的句子：“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

    不过，如果奥斯汀的桌上会放一本斯密的书的话，那绝不是《国富论》，而是《道德情操论》。在这本斯密本人最得意的作品中，他始终没有得出结论，是不是有钱就能上天堂，或者在天堂里更快乐。

    对现代功利主义者而言，贪婪是一个危险的贬义词，因为它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小部分人的需要。斯密对财富和美德的理解恰恰相反。财富积累对个人毫无用处，却对他身边的人大有裨益。

    我们大可对此嗤之以鼻，但它代表了奥斯汀青少年时期，社会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这种对财富和美德关系的争论——我们应有尽有却还汲汲追逐，致使我们的精神和道德都受创——正是《理智与情感》想要呈现的主题。

    《理智与情感》中，姐姐埃莉诺指出，名声威望并不代表幸福，而财富总是有用的。玛丽安就像亨利·奥斯汀那样，对此感到极为反感。“多么可耻的想法啊！”她尖叫道。

    当埃莉诺问玛丽安，怎么理解“维持生计的持家能力”时，玛丽安心目中的最低净收入是埃莉诺想到的两倍。她说：“一年2000英镑的收入是中等水平，要维持一家老小的开销，不能比这再低了。我一定不会铺张浪费，我会适度雇佣仆人、买一辆马车或者两辆。还要能打猎。不能再精简了。”

    一年2000英镑在18世纪末的英国已经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了，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1%的富人。真正讽刺的地方在于，玛丽安对于财富让她幸福的抽象推理极为具体。这就是《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的不同之处。伊丽莎白在与夏洛特·卢卡斯的一场对话中透露，她不会仅仅为了母亲班内特夫人衣食无忧而随便嫁人。这增加了我们对伊丽莎白的喜爱。玛丽安既要财富，又要与年轻英俊的追求者获得幸福，最终惨遭失败。

    斯密始终无法决定，人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到底是高尚还是卑劣。一方面，它与人类的工业社会并存；另一方面，它并不能让人们更加快乐。在道德的领域，人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财富？

    斯密提供了不是答案的答案。他认为，多数情况下，本性让人们怀有同理心和理性，不会被财富愚弄。但是本性也会与我们开“卑劣的玩笑”，比如生病让我们无法品鉴美好。在“病中”，我们“认为那些金钱买的到的东西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这并不是为了让人们终生装病，而是提醒人们不要对财富怀着模糊的态度。不过，如果没有玛丽安最初犯糊涂，也无法支撑起一部小说。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文学是建立在主人公无法识别天性欺骗性的基础上的。

    作为研究19世纪政治经济哲学的学者，奥斯汀的小说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如果没有对世界经济史的基本了解，就无法解读《理智与情感》中对于追求财富和其道德根据的暧昧态度。

    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