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美国人的柏林印象

    每当我身处欧洲，都在思考城市景观如何影响人与历史的关系。我是加利福尼亚人，我所见到的景色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班牙传教士时期。因此，我和妻子去罗马旅游时，我在想意大利人每天行走在古罗马圆形剧场、第奇家族楼下或锡耶纳的坎波广场，对历史的思考是否与我截然不同。走过古罗马遗迹，我越发感受到历史的磅礴气势。当然，我始终是作为游客来感受的，而不是作为某个观察家，体验几世纪来人们如何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生活。

    然而，柏林最震人心魄的历史回音在最近几十年：仍然残留不倒的柏林墙和查理检查站。从以前的东德走到西德，建筑风格的差异仍清晰可辨。因为个人经历，柏林的历史对我来说似乎比罗马、巴黎或伦敦更真实，更可触摸，历历在目。我家三代人都来过这座城市，外祖父、母亲和我在这座城市里的经历，能让我体会到这里的变革多么不可思议。

    二战盟军胜利后，外祖父在洛杉矶居住了很多年。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被派往朝鲜战场，他却很幸运地被派到西柏林服役两年。

    “可笑的是，当我们坐上开往柏林的火车，从拜恩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小村庄出发，他们要求我们不能抬高帽檐。”他在几星期前告诉我，“驶入俄罗斯境内的火车站，我们不允许从自己的包厢内向外看。我们会把帽檐拉起来，可以看到苏联军人。他们看着我们，冲我们笑着，友好地挥手。我告诉自己，美国和苏联不能共处，但是人民之间可以表示友好。我们与他们并没什么不同。他们朝我们笑，我们朝他们笑。那些宣传可能毒害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认为他们是怪物。”

    腾珀尔霍夫机场建于上世纪20年代，2008年停止使用，现在成了一座公园。外祖父被派驻那里时，它曾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我们在那里阅兵，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说，“我们一直穿着制服。平时训练很少，我经常打篮球、踢足球、玩棒球，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可以做了。我们每天都竞赛，（德国）军官们下注，还像侍奉国王那样供养我们。我们吃饭的时间和其他人不同。”他偶尔有机会请假旅行，也接受空降训练，因为如果苏联袭击，美国人就要尽全力将其打回西德。

    两年来他一直想回家。思乡心切，他开始与当地居民交流。“基地有家饭店。每月发工资时，总有一个叫唐·史密斯的家伙和我一起去吃饭。那里都是德国人。我们是惟一的美国军人，”他说，“我们经常坐在那儿，欣赏饭店的氛围。我想体会回家的感觉，所以我常去饭店，看看周围的人。经常有一大家人出门吃饭，可以吃两三个小时。饭店里看起来不像基地。”

    他很喜欢遇到的德国人。“我遇到的德国人从没有打过美国人，他们都打苏联人。德国人很骄傲，非常尚武，”他说，“他们聪明、勤奋，不会因为态度问题导致战争失败。他们挺着胸膛，从不回头看已经发生的坏事，这很有意思。我喜欢德国人。”

    柏林墙于1961年开始兴建，那时外祖父早已离开柏林，但是他看到共产主义者从东德跑到西德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限制。

    他只去过一次东柏林，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军队只带你去他们想让你去的地方”。“那就好像在看一场彩色电影中的黑白场景。你看到了绝望，人们穷困而悲伤，穿着破烂的衣服。被炸毁的楼房没有经过任何修复或重建，惟一残留的就是围墙。”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德国，西德忙着重建城市，多余的砖块甚至被用来堆砌公园里的假山。但东边什么都没发生，被炸的楼房还是断垣颓壁，社区里没有人修剪草坪。

    外祖父在柏林服役两年，回到加利福尼亚成了家。几十年后，母亲高中毕业，和一个表亲去欧洲旅行。1973年夏天，他们在东柏林待了一天一夜，然后通过查理检查站离开，当时那里正在举行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10周年庆祝活动。

    “我们得花钱进入东柏林。那里没有什么可买的，他们没什么商品出售。有件事令人惊奇，很多窗户上都贴着安吉拉·戴维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激进教授）的海报。我记得当时感觉东柏林人表现非常顺从。”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每个西柏林人都在说东柏林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者痛恨美国人。然而在那里的青年市场，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青年想要美国人的亲笔签名。不管他们听到关于我们的什么宣传都无所谓。我们被当作电影明星。他们都很友好，见到我们很高兴。”母亲回忆道。

    到我这一代，这里已经很难分辨出什么时候走进了当初的东柏林，哪里是当初的白色垃圾快餐店。我喜欢和母亲、外祖父一起在柏林漫步，我对这座城市的惊叹无法与他们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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