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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一种奇怪的环境下，至少可以这么说。
当时，共产党政府邀请一个25名记者（其中包括像我这样的一些西方记者）组成的代表团，报道前国民党军阀李宗仁回到中国。
我个人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位李将军，他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剧变，以及后来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他因战功卓著而出名。
实际上，在毛泽东即将成为领袖之前的中国政治动荡时期，李宗仁曾当过非常短暂的代总统。他像许多前政权的成员一样，逃到美国，过着流亡生活。年老多病的他想要叶落归根，一个秘密的移交仪式被安排在日内瓦。
所以，1965年9月底一个寒冷、晴朗的周日下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及接下来的接待仪式，与聚集在那里欢迎那位著名前军阀的中国高官站在一起。
我记得自己认出了毛主席出色的副手周恩来（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及魁梧的陈毅（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甚至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愁眉苦脸、戴眼镜的老人。他穿一件干巴巴的深蓝色衣服，站在宽阔接待大厅的一角。他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他们告诉我，溥仪人生大起大落，包括曾被囚禁在俄罗斯。现在，中国的共产党新主人雇用他当兼职文学编辑和园丁。
那或许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3周。我们在北京及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走动时，我总是想起那段时期。为此，我翻阅了1965年的日记，几十年里第一次看了我当时拍摄的一小时8毫米彩色电影。
我尽职拍摄了体育场里的一次壮观演出。数万名学童表现团体操，他们高举彩色的牌子，歌颂解放军和辱骂在越南的美国“侵略者”。
我看到一百多万人的游行队伍列队经过“伟大舵手”毛泽东。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灰色中山装，在位于紫禁城南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向群众致意。在貌似无尽的花车和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枚巨大、光滑但凶气逼人的导弹。后来，一位西方军事专家对我们说，导弹只是模型。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很少看见汽车。我们境外记者乘坐专门的大巴，并有官方的人员跟随看管，当时有大量用来接待贵宾的俄罗斯豪车，而大多数中国人出门只能靠步行、骑自行车，或挤进货车的车斗里，或坐三轮车。
后来，我们沿着长江游览时，看到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大桥在建。长江三角洲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我很少看到机械。这让我想起16～17世纪建造伟大建筑时，文艺复兴艺术家描绘的场景。
而在现在的中国，每天有几十列高速火车驶过那座桥，从北京到上海的旅行时间也从1965年时的24小时缩减到仅4小时。
在北方的工业区东北，我们参观了重工业、一个钢铁厂及一个变压器厂。钢铁厂里面的场景，让我想起英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在南方，我们看到大型平底船缓慢行驶，全都是靠的人力。
近50年后重访北京，我记忆中的城市几乎已不复存在。尽管地铁发达，但路面车流滚滚。街上许多汽车争夺空间，政府不得不限制私家车。中国老百姓脱掉了灰色的中山装，穿上了现代的西式服装。首都日益向外扩张，既有由国际大牌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建筑，也有千篇一律的高楼。
我跟一位香港出生的女性朋友提到，这是李宗仁将军回国那次奇遇以来，我第一次到中国。“噢，我记得他。”她说道，“他回来不久就死了。”
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里面有很久以前的那个9月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拍摄的李将军和他朋友的照片，当时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靠近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人，并且与末代皇帝握手。
□英国BBC新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