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厕”也成了敏感词？

    杰夫·孙是中国的新富，“中国超级汽车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豪车多到自己都数不清。

    我们跟杰夫见面，是为了报道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我们在一些我见过的最穷的地方拍摄——都在农村，当地无人有车，几十人共用一头驴子耕地。

    中国为什么愿意让我们这样做？答案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中国的雄心，及其面临的种种挑战。

    几年前，我制作了另一个系列，讲的是过去10年中国向世界的大进军。我没有预料到中国官员会喜欢这个节目。

    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们见了一些非常值得同情的中国人，也曝光了其他人的腐败和野蛮。节目播出后不久，我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一名高官的电子邮件，她邀请我们到伦敦一家酒店喝茶，称大使馆喜欢我制作的节目。

    “我们认为你是公正的。”她说，“你们展示了真实的中国人。”她表示，别国似乎不认为中国人跟其他人一样，有着相同的希望、害怕和抱负。“他们觉得中国是威胁。我们想要其他人理解，他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她说。

    我的猜测是，我们能获准报道中国社会惨不忍睹的贫富悬殊问题，是因为政府觉得，我们总的来说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正面形象。而且，通过展示许多人变得多么富裕，政府知道我们将传递出中国成功的强烈信息。与此同时，数亿人的贫困将折射该国仍面临种种巨大挑战。

    我在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偶然看到一篇评论，提到WTO对中国的批评。不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而是不太出名的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

    该组织称中国的公共厕所为全亚洲最差。而《中国日报》回应称，北京推出了严格的新卫生标准——现在不允许任何公共厕所出现多于两只的苍蝇。

    这个争议让我乐了，我告诉我们的政府随从陈先生，我想报道厕所风波。陈先生的工作是确保我们不违反报道规则。

    在我们3周的报道旅程里，他一直是一个高兴、随和的陪伴，现在脸色变得凝重。“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严肃地说。我笑了，以为他只是有些保守。“不！”他强调，“我真的不认为这是好主意。”我说，只要几分钟，就是增加一点乐子。

    陈先生接着离开了一会儿，回来后他说的话让人害怕。“不好意思，但我必须告诉你，这个报道不能做。”

    这就严重了，不过我学到了一个重要教训：中国或许允许你报道富人和穷人，但使其丢脸的事——甚至像世界卫生组织批评公厕这种小事，会遭遇抵触。

    我决定，我必须关上中国厕所大门。

    □英国广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