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有一天会得“精神肥胖症”

    我们生活在一种厌恶风险的文化当中——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人们最不愿承担的风险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追求知识的努力过程被某种垫子垫得软软的，就好比儿童游乐场的水泥地面都铺上了橡胶。

    普通读者和专业批评家经常抱怨我使用难懂的英语，不仅在书里，而且在我写给报纸的文章，甚至在电台谈话节目中。“我得查字典。”他们说——仿佛这是某种折磨似的。

    在出版小说和撰写报道的20多年来，我对这种批评已习惯了，把他们视为“反智行为”。

    这里的关键字是“困难”。以往，书报审查还在时，一般来说，任何性描写以及含有反专制意味的东西，都被视为“困难”。而对当代读者来说，他们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色情影像和叛国极端主义，因而此类禁忌已不复存在。

    不过，从20世纪文化历史来看（至少在西方），随着先前被视为“困难”的主题被征服，它们就会被冠以“普通”的名字。

    怀疑大众媒体导致文化庸常的看法，自从印刷媒体出现以来就有。比如，美国文化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创造了“中间文化”一词，用以指那些“貌似尊重高雅文化标准，实际上将其注水和低俗化”的作品。

    现在，曾经困难的主题变得稀松平常，而创作者已没有必要瞄准高目标。艺术和智力上需要付出艰辛的作品代表巅峰，它们的消失导致了各种可悲现象。

    在文学界，原本面向儿童读者的书籍被重新包装，卖给童心未泯的成年人。而常理来看文化修养高的鉴赏家（比如布克奖评委），却着迷于那些“轻松欢乐的书”。

    莎士比亚仍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坦率地讲，这多少有些怪异，因为他的作品中充满各种晦涩词汇、历史背景以及费解的隐喻。若要在当代出版他的十四行诗和戏剧，它们肯定会被打上“太难”的标签。

    但是，这种从困难撤退最令人不安的结果，出现在人文学科教育。在这些领域的教育中，传统教材被砍成没有骨头的知识块，教师鼓励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研究。

    年轻人不再费力浏览文学著作，而依靠搜索引擎代替思考。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是理解力本身的标准化，人们不能跳出盒子状的（电脑）屏幕思考。

    我女儿的中考教材是《远大前程》，英语老师告诉了她小说结局。理由是，据老师说，读过书中若干片段即可，没必要去尝试啃下全部难消化的饭菜。

    我用食物来比喻完全是适当的，因为我们如同在消费快餐文化，总有一天会得“精神肥胖症”。跟体育比较或许能说明问题。在这两个人类努力的领域，消费者基本上是被动的，但至少体育观众（与文化受众不同）不会因为运动员精英太快、太强或太敏捷而反对他们，或阻止他们竞争。

    相反，我们总是被告知，能做出成绩的运动员可大大激励终日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小孩。

    精神体育也应如此，因为若无跨越既定高度的障碍，我们最终沦落到只会在软绵绵的沙滩上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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