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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普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它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为以英语为母语的5亿人，提供了一种有失公平的优势。
去年，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加拿大魁北克省传来了一则不同寻常的消息：该省宣布将在公立学校中，面向学生开设英语精读课程。之所以说它不同寻常，是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魁北克人的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抵制英语这一基础上。
如今，对于引入此类英语课程的时机到底是否成熟，魁北克学校当局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犹豫不决，令那些讲法语的家长们感到愤怒。一方面，父母希望子女珍视自己的社交圈和语言。另一方面，在英语已成国际商务语言的情况下，如果不会说英语，子女在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过程中，将遭遇重重障碍。
那些试图在自身文化中为英语寻找到合适定位的政府，都无法摆脱这种矛盾。长期担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年轻时曾是马来语推动者。20年前，他使马来语成为学校教学语言。
但2003年时，他又提出一项新计划，也就是用英语来教授数学和科学，原因是这些学科的大部分技术文献都是用英语撰写。此举彻底受挫。马来西亚教师和学生的英语能力自该国独立以来，已急剧下滑。然而，当2009年马来西亚政府建议中止该计划时，家长们却强烈不满。
在英语这个问题上，并非所有文化都遭遇了马来西亚人和魁北克人的那种历史痛苦。但如今，几乎所有文化都不得不在各自社会中，赋予英语更重要角色，这已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已有10余个欧盟国家要求本国学校教授英语。在泰国和中国，政府对英语学习圈子进行扶持。法语国家卢旺达2009年时，将学校教学语言改为英语。一个地方只要拥有民主或市场，甚至只要具备向民主或市场靠拢的最轻微倾向，英语就会蔓延开来。
于是，现在全世界的人可以彼此交流了，英语的普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它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对以英语为母语的5亿人来说，作为通用语言的英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失公平的优势。我们有时只是出于泛泛交流的原因，就将英语视为一种世界标准——比如酒店工作人员说的那句“How was your stay?（您住得愉快吗？）”，或是商业顾问们引入到自己母语中的“benchmarking（标杆管理法）”等词汇。但法国和德国的教授却经常抱怨道，在所有学术刊物都以英语为书面语言的情况下，他们的职业发展困难重重。这只是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英语的普及可能会扼杀“多样性”。当各所大学——不管是魁北克、巴黎还是加泰罗尼亚的大学，都用全球性的英语授课时，它们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充实自己的学生队伍。这些留学生极具天赋，是各自文明的奇葩。
但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却是把这些原本特点各异的年轻人，培养成毫无差异的成年人。语言可以塑造人们的心智。这种塑造力到底有多大，越发难以说清。但英语的扩张，也许正在抑制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
小说家蒂姆·帕克斯去年6月为《纽约书评》撰写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自己的一点怀疑：世界各国作家如今在写作时都会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否容易被译成英语。他说，作家们“在成文时，实际上是在用母语翻译英语版的内容”。这样做能使文章译成英语后通俗易懂，对此帕克斯予以肯定，但他担心这会牺牲文学多样性。
作家罗伯特·麦克拉姆在他最近所写的《全球语》一书中谈到，如果我们对英语下一种宽泛定义，那么目前世界上有40亿人懂英语。全球人口在1974年时达到40亿，7年后，密特朗执掌了法国政权，时任文化部长的雅克·朗发起了一场反抗英语语言霸权的斗争。那之后的历届法国政府将会规定：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中，法语歌必须占40%。这部法律在华盛顿和伦敦一度成为笑料。今天，这个主意似乎并没有当初看上去那样疯狂。
□美国《旗帜周刊》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