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手机依赖，从改变硬件开始

    应用程序的开发者正试图改变你大脑中的化学成分，让你花更多时间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要破解这一圈套，我们最好寄希望于硬件制造商负起更多伦理责任。

    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谷歌地图，我还能不能正常生活？如果我将智能手机换成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傻瓜”手机，谷歌地图可能是我唯一真正想念的一个应用。

    我为什么会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每当我想读会儿书，最终拿起的却是手机。我说服自己，需要用谷歌搜索一些东西，但30分钟后，我还在查看社交媒体，时间观念和目的性完全丢失。我曾将手机关闭，也尝试过将所有花花绿绿的应用程序隐藏在一个个文件夹中，并不奏效。为了做一些我不是有意识想做的事情，我不停地打断自己。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为了让我们一刻都离不开智能手机，开发人员越来越肆无忌惮。一些人凭借的是行为心理学，但大多数人喜欢用“说服技术”。后者并不是新想法，但随着智能手机保有量大幅增长和社交媒体出现，“说服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

    一家名叫“多巴胺实验室”的公司为希望“留住用户”的科技企业提供此类服务。该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曾是神经科学家，后转行当程序员。该公司明确地提到，使用人工智能来修改应用程序，可以释放令人产生愉悦情绪的多巴胺“来给每位用户带来惊喜，让其无法自拔”。如果这种说法还不够吓人，我们可以将其更通俗地解释为：机器人正试图改变你大脑中的化学成分，让你花更多时间做自己本来不想做的事情。

    不过，多巴胺实验室还算良心企业，它同时提供“戒毒”服务，研发了一个帮助用户重新获得自控力的应用程序“Space”。它源于如下想法：技术可以通过鼓励我们抵制智能手机的诱惑、更有效地利用上网的时间，帮助我们改变使用技术的方式。

    科技试图帮助我们重新获得自控力，主要有两种方法。“Space”选择了“正念”法，即要求我们在加载应用前放慢呼吸几秒。另一种方法是冷火鸡法（突然而彻底地戒断），听上去更酷，但会遇到明显的副作用。

    抵制易上瘾应用的代表人物是曾经的谷歌专家特里斯坦·哈里斯。他认为，改变这一体系的力量不在开发人员手上，而掌握在硬件提供商手中。

    任何依赖广告收入的科技企业都在设法尽可能久地把用户留在网上。这意味着应用程序是专门用来“勾住”用户的。另一方面，苹果期望的是卖手机，他们的收入与客户在线时间的关联性不是那么强。哈里斯希望苹果等企业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来推动应用程序更符合伦理。

    等待苹果解决这个问题之际，我发现自己心心念念想买一部“Light Phone”，这款手机像信用卡那么大，除了拨打和接听电话没有其他功能。售价150美元？似乎有点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