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互联网:集体记忆之海,个体意志之墓?
作者 [美] 大卫·尤林 译者 张俊
《
青年参考
》(
2015年03月11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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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令人类整体的记忆得以永续,同时吞噬着你我的个体记忆。因此,网络时代的人们依然需要借助身外之物作为个性的标识,避免自身在信息之海中湮没无闻。
这几天,以“记忆”为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2015年第一期的《犁头》(Ploughshares)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也是收藏家》的文章,署名“梅根·梅休·伯格曼”的作者写道:“不需要借助哲学王之力,我就可以确定,人们是被迫在家里放置东西的——那些可能价值连城却毫无作用的物品,那些反映个人审美、让我们狂喜并能证明收藏者有诗情画意的物品……经由它们,我们考量的不仅是过去的事物,还有我们的未来。”
因此,记忆是过去的象征,更是未来的象征,是一种便于人类回顾和前瞻的媒介。
更重要的是,记忆如今已不再是人脑的特权,互联网似乎可以容纳一切——所有的念头和想象、所有的冲动、所有的回忆、所有我们曾经见过或听过的零散事物。
这让人想起了纳撒尼尔·韦斯特,他在1939年的小说《蝗虫之日》中,把一个片场外景地描述为“最后的垃圾场”、“想象中的马尾藻海”。“这个垃圾场不断扩大,因为任何飘浮的梦迟早都会落到那里;尽管不是所有沉船都会去马尾藻海,但梦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我试着把韦斯特的描述套用到互联网上,后者有着大量的“死”数据和理论上无限的存储量,恰似一个无形却广阔的垃圾场。无独有偶,上个月,在为《纽约客》杂志撰写题为《论互联网档案》的特稿时,作家吉尔·莱伯雷也将网络空间描述为:“永不终结的存在……但对任何个人来说,它似乎又是飘渺的、短暂的、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
吉尔认为,打不开链接、删除、格式化……都是记忆的敌人。尽管我们相信“网上的东西是永存的,无论它们是好是坏,譬如令人尴尬的照片、令人后悔的博客,”但事实往往与成见存在出入。她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数字:“网页的平均寿命……大概为100天。”
绝大部分网络信息无人问津。一方面,我们痴迷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不愿认真咀嚼既有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体的生理限制,让我们没有能力对特定对象保持长久的兴趣。
莱伯雷指出,推特“已经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其所有的推文”。但是,即便这是解决物理硬件失效的一条出路,它还是无法消除许多问题——比如,谁会翻阅它们呢?
相比网络信息,我们更习惯利用其他形式的媒介凸显个性。按照博格曼的说法,她收集的物件——棉被、翡翠碗、玻璃瓶、桌椅——不仅是审美标识,而且是身份标识。
她解释说:“我认识的很多作家都爱收集古典服装,购买老房子和拯救动物,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寻常。毕竟,我们的工作是描绘人生,参与史诗般的伪装游戏。”
然而,互联网毕竟能发挥超级存储器的功能(尽管是集合式的存储,消除了特定人格),即使具体操作上有些不靠谱。
实质上,这导致了个人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张力,事关我们内心所想的和文化所能承受的。这一直是互联网的,或者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说,是数字王国的诡异力量。
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记忆托付给机器,相信它们绝对可靠,互联网是不会死亡的。不过,如果我们无法上网,账号被冻结,个性化设置失效……那该带来多大的恐慌与混乱?
我已经不记得(甚至没有想过要记住)同事的电话号码、各种地址、名人箴言、歌词等,因为我已不再有这种需要了。现在,我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随时随地查找它们,今后还可能让机器人帮我完成所有这一切,我已经将自己记忆中的很大一部分领域外包了。
如果莱伯雷或伯格曼有什么要嘱咐我们,那就是,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始终很重要。
伯格曼写道:“看着我的手绘托盘、二手瓷器、伊卡特台布、戴着狗项圈的山羊,以及在后院追捕兔子的猎犬,你就会知道我是谁。反过来,如果我仅仅告诉你,我是作家、母亲和农民,你还能分辨出我是谁吗?”
是的,记忆是构成个性的最基本成分,即使在个体记忆逐渐被互联网吞噬的当下也如此。
原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本文有删节
互联网令人类整体的记忆得以永续,同时吞噬着你我的个体记忆。因此,网络时代的人们依然需要借助身外之物作为个性的标识,避免自身在信息之海中湮没无闻。
这几天,以“记忆”为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2015年第一期的《犁头》(Ploughshares)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也是收藏家》的文章,署名“梅根·梅休·伯格曼”的作者写道:“不需要借助哲学王之力,我就可以确定,人们是被迫在家里放置东西的——那些可能价值连城却毫无作用的物品,那些反映个人审美、让我们狂喜并能证明收藏者有诗情画意的物品……经由它们,我们考量的不仅是过去的事物,还有我们的未来。”
因此,记忆是过去的象征,更是未来的象征,是一种便于人类回顾和前瞻的媒介。
更重要的是,记忆如今已不再是人脑的特权,互联网似乎可以容纳一切——所有的念头和想象、所有的冲动、所有的回忆、所有我们曾经见过或听过的零散事物。
这让人想起了纳撒尼尔·韦斯特,他在1939年的小说《蝗虫之日》中,把一个片场外景地描述为“最后的垃圾场”、“想象中的马尾藻海”。“这个垃圾场不断扩大,因为任何飘浮的梦迟早都会落到那里;尽管不是所有沉船都会去马尾藻海,但梦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我试着把韦斯特的描述套用到互联网上,后者有着大量的“死”数据和理论上无限的存储量,恰似一个无形却广阔的垃圾场。无独有偶,上个月,在为《纽约客》杂志撰写题为《论互联网档案》的特稿时,作家吉尔·莱伯雷也将网络空间描述为:“永不终结的存在……但对任何个人来说,它似乎又是飘渺的、短暂的、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
吉尔认为,打不开链接、删除、格式化……都是记忆的敌人。尽管我们相信“网上的东西是永存的,无论它们是好是坏,譬如令人尴尬的照片、令人后悔的博客,”但事实往往与成见存在出入。她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数字:“网页的平均寿命……大概为100天。”
绝大部分网络信息无人问津。一方面,我们痴迷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不愿认真咀嚼既有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体的生理限制,让我们没有能力对特定对象保持长久的兴趣。
莱伯雷指出,推特“已经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其所有的推文”。但是,即便这是解决物理硬件失效的一条出路,它还是无法消除许多问题——比如,谁会翻阅它们呢?
相比网络信息,我们更习惯利用其他形式的媒介凸显个性。按照博格曼的说法,她收集的物件——棉被、翡翠碗、玻璃瓶、桌椅——不仅是审美标识,而且是身份标识。
她解释说:“我认识的很多作家都爱收集古典服装,购买老房子和拯救动物,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寻常。毕竟,我们的工作是描绘人生,参与史诗般的伪装游戏。”
然而,互联网毕竟能发挥超级存储器的功能(尽管是集合式的存储,消除了特定人格),即使具体操作上有些不靠谱。
实质上,这导致了个人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张力,事关我们内心所想的和文化所能承受的。这一直是互联网的,或者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说,是数字王国的诡异力量。
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记忆托付给机器,相信它们绝对可靠,互联网是不会死亡的。不过,如果我们无法上网,账号被冻结,个性化设置失效……那该带来多大的恐慌与混乱?
我已经不记得(甚至没有想过要记住)同事的电话号码、各种地址、名人箴言、歌词等,因为我已不再有这种需要了。现在,我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随时随地查找它们,今后还可能让机器人帮我完成所有这一切,我已经将自己记忆中的很大一部分领域外包了。
如果莱伯雷或伯格曼有什么要嘱咐我们,那就是,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始终很重要。
伯格曼写道:“看着我的手绘托盘、二手瓷器、伊卡特台布、戴着狗项圈的山羊,以及在后院追捕兔子的猎犬,你就会知道我是谁。反过来,如果我仅仅告诉你,我是作家、母亲和农民,你还能分辨出我是谁吗?”
是的,记忆是构成个性的最基本成分,即使在个体记忆逐渐被互联网吞噬的当下也如此。
原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