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监狱里的105天

    我拒绝看乔恩·斯图尔特执导的《玫瑰香水》，该电影讲述了2009年加拿大籍伊朗裔记者马兹尔·巴哈里在伊朗的被捕囚禁。我不想重温2007年我自己被单独囚禁在埃文监狱那105个恐怖的日子，因为巴哈里也是被囚禁在那里的。

    我不想回忆，在被车送到该监狱的时候，突然见到埃文监狱那吓人的灰色大墙出现在我面前。我不希望回忆牢房的铁门在我身后砰地一声关上的那一刻。我也不想回忆那种恐怖感，那种绝对的孤独感，它会渗入到你体内，成为一层新皮肤。但最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想知道巴哈里的经历是如何在银幕上描述的。

    荒谬的是，巴哈里和我都是被指控威胁到伊朗的安全。作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东项目的主管，我被告知，我的工作——安排对伊朗政治、经济及青年和妇女问题的学术交流和谈论——是推进一项美国计划，以推翻伊朗政权。当时，我提醒审讯者，强大的伊朗政府是不可能被一位举办会议的67岁女人所推倒。

    另一方面，我很怀念监狱生活的节奏感：吃饭、两周一次的狱医造访、新阅读材料到来时我所体会到的激动、与狱警的相互交流。一位即将结婚的女狱警向我请教收腹操，另一位让我翻译美容霜说明。

    影片唤醒了我压抑已久的记忆，激活了我以为已经战胜了的恶魔。它迫使我重温了一切：早上6点的叫醒电话，女牢房入口处的铃声，说明审讯者已经到达，来势汹汹但却冗长的审讯，包括对小事的重复提问以及各种威胁。

    当我看到影片中巴哈里的牢房时，我心想，所有的牢房都是相似的，尽管他的牢房墙壁是白色的，我的是灰色的，他的地毯是波斯地毯，我的是破烂的铺满整个地板的，他的牢房没有窗，我的在靠近天花板的高处有两个铁栏杆窗。他的牢房地板上的两张皱巴巴的毯子让我想起了在埃文监狱的头个晚上，我睡在地板上的一张灰毯子上，没有枕头——在其后的104个晚上我基本都是这样睡的。

    我知道要面临长时间的折磨，因此严格坚持锻炼。我为自己朗诵波斯诗歌。由于得不到笔和纸，我只能在脑子里写书。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我祖母的传记，一本是写给我孙子女们的，是根据伊朗童话写的一本儿童故事。为了避免引起自己的痛苦，我尽量不去想我的孙子女们以及我在狱外的生活。我坚信我丈夫沙乌尔会尽一切努力来解救我，这让我获得了力量。

    我有两个审讯者：一位专家，自称贾法里先生，另一位是他的上司，哈吉·阿迦。对我的审讯每次都长达8、9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拖延至晚上。没有人在审讯期间会给我一杯水，除非我提出要喝水。只有在审讯者去做祷告和吃午饭的时候，我才能有暂短的休息。

    我可以面对面地看到我的初级审讯者，但我从未看到过他的上司哈吉·阿迦的脸。当他在审讯室的时候，我得面对墙壁坐着回答提问。我想看看他的脸，我想看看是否能够找出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或遗憾的痕迹。

    我得书面回答所有提问。审讯者深挖我的生活和工作细节——从我开始参加工作起一直到当时。他们让我说威尔逊中心与美国政府合谋推翻伊朗政权。我拒绝了。

    我从未受到过体虐。我的审讯者保持在一个令人感到体面的距离之外，但那种心理威胁是一直存在的。我被告知，我将会被送上法庭，有大量不利于我的证据，我会被监禁很多年。要想不被这些威胁吓住是很难的。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被隔绝，我母亲只是在我的监禁将近结束时被允许来探我一次，我的律师甚至不能查阅我的卷宗，也不能跟我交谈。

    伊朗的情报部特工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即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五处、以色列摩萨德以及世界其他情报机构都在不断地密谋反对伊朗，企图推翻伊朗政权。他们认为，这些情报机构利用记者、学者和知识分子来推进他们的计划。

    审讯者告诉我，我已经被遗忘了，没有人关注我的案子了。我也产生过希望，当时贾法里先生出乎意料地问我：“你是怎样认识奥巴马的？”巴拉克·奥巴马当时是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他告诉我，奥巴马呼吁伊朗释放我，然后，当时也是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也发表声明支持我。他扔给了我一条救生索，但我们不敢太使劲拉住它，生怕它在我手中变成沙子。

    对我来说，释放来得和被捕一样突然。媒体的报道以及国际干预起到了很大作用。伊朗的情报部逮捕我们这些人没能捞到什么，但却严重损坏了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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