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18种语言的翻译实验
作者 [英] 丹尼尔·汉娜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3年08月28日
32
版）
 |
《多重翻译：61名作家以18种语言翻译的12个故事》（Multiples: 12 Stories in 18 Languages by 61 Authors），波多贝罗图书公司2013年8月，448页。 |
任何翻译工作都是在创造新的文本。同时，译者又要避免自己的文风被带进译文。
人们习惯根据译者给原文造成的“损失”评估翻译的优劣。还有什么意思没传达出来？译文为何逊于原文？《多重翻译：61名作家以18种语言翻译的12个故事》则相反，让人耳目一新：没问损失了什么，而是问留下了什么——尤其是“个人风格”这种赋予语言活动以个性化特征的东西，是否保留了下来。
为此，编著者亚当·瑟威尔设计了一个实验，造就了这本奇妙的书。
瑟威尔的想法很简单：把一个故事连续翻译多次，从俄文译成法文，译成英语，再译成荷兰语……随着译文跟原著的距离越来越远，看什么变了，什么留了下来。为保证翻译水平，瑟威尔邀请的译者都是小说家，只不过其中有些没从事过翻译。重要的是，人们期待小说家有自己的风格，但译文是不应有特定风格的，以避免混入译者对原文的感情。
最终，这次实验得到了基于12个故事的大量文本。从哈尔姆斯到齐克果，从维拉马塔斯到宫泽，从米德尔顿到基斯（均为译者名），每个故事都被翻译了四到六遍，通常以英文为起始点。译文用18种语言呈现，展示了61位小说家的天才和不足。惟一的限制是：译者只能看到前一个人留下的文本，无从得知之前发生的更多事情。无疑，这项实验异常地有野心，也带着几分固执的傻气。但它的确是极富创意的。
每个译者都知道，最难处理的，是原文中的细节。随着实验推进，我们开始注意到某些变化——失真、不严密，或者夸大其辞。其中一个故事里有一处细节——罗伊·哈奇的“coffee shop”（咖啡店），在特里斯坦·加尔齐亚的法文版里被称为“le cafe”（咖啡厅），含义略有不同；乔·敦桑的“cafe-bar”，到了弗朗西斯科·帕茜菲科的意大利文版里，则变成了“il bar”——这会让读者误以为主人公是在某个酒吧中，脱离原文显然更远了些。
任何译文都是由上千个微小的选择造就的新文本，但在《多重翻译》中，读者往往不知道谁该为这些选择负责。毕竟，天下有多少人能精通18种语言呢？作为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我能读懂扎迪·史密斯翻译的吉斯沛·庞蒂基亚的作品，中国译者欧大旭也翻译了庞蒂基亚的作品——然而，作品的背景不再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而是移到了广州。
一些译者比另一些更渴望留下“指印”。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和A·S·拜厄特努力达到最专业的译者被期望的目标：同原著完全一样的故事，只有个别单词改变，他们的个人风格对译作毫无影响。在附带的笔记中，拜厄特强调：翻译，是一个“离自己写的任何一句话都很遥远的时刻”。
译文要求对译者的个人风格进行弱化。贾维尔·马里亚斯和阿尔瓦罗·恩里克在他们的西班牙文译作中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弗洛里安·谢勒还是那个谢勒，他总是忍不住往译文中加入自己的东西。同样，谢勒的两字句“Enterre vivant”到了怀亚特·梅森笔下，就被演绎为“活埋、像矿工、在矿井里、深、漆黑——所有此类……”这一大段话。
所有参与翻译的小说家都完成了任务。问题是，《多重翻译》的实验成功吗？反对者相信，它在很多方面堪称糟糕：原文被扭曲，一些文本存留下来，另一些面目全非。不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故事必定是比不上原文的；但换个思路想，对任何对翻译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样的失败仍然创造出了某些新东西，令他们有所收获。
英国《卫报》
任何翻译工作都是在创造新的文本。同时，译者又要避免自己的文风被带进译文。
人们习惯根据译者给原文造成的“损失”评估翻译的优劣。还有什么意思没传达出来？译文为何逊于原文？《多重翻译：61名作家以18种语言翻译的12个故事》则相反，让人耳目一新：没问损失了什么，而是问留下了什么——尤其是“个人风格”这种赋予语言活动以个性化特征的东西，是否保留了下来。
为此，编著者亚当·瑟威尔设计了一个实验，造就了这本奇妙的书。
瑟威尔的想法很简单：把一个故事连续翻译多次，从俄文译成法文，译成英语，再译成荷兰语……随着译文跟原著的距离越来越远，看什么变了，什么留了下来。为保证翻译水平，瑟威尔邀请的译者都是小说家，只不过其中有些没从事过翻译。重要的是，人们期待小说家有自己的风格，但译文是不应有特定风格的，以避免混入译者对原文的感情。
最终，这次实验得到了基于12个故事的大量文本。从哈尔姆斯到齐克果，从维拉马塔斯到宫泽，从米德尔顿到基斯（均为译者名），每个故事都被翻译了四到六遍，通常以英文为起始点。译文用18种语言呈现，展示了61位小说家的天才和不足。惟一的限制是：译者只能看到前一个人留下的文本，无从得知之前发生的更多事情。无疑，这项实验异常地有野心，也带着几分固执的傻气。但它的确是极富创意的。
每个译者都知道，最难处理的，是原文中的细节。随着实验推进，我们开始注意到某些变化——失真、不严密，或者夸大其辞。其中一个故事里有一处细节——罗伊·哈奇的“coffee shop”（咖啡店），在特里斯坦·加尔齐亚的法文版里被称为“le cafe”（咖啡厅），含义略有不同；乔·敦桑的“cafe-bar”，到了弗朗西斯科·帕茜菲科的意大利文版里，则变成了“il bar”——这会让读者误以为主人公是在某个酒吧中，脱离原文显然更远了些。
任何译文都是由上千个微小的选择造就的新文本，但在《多重翻译》中，读者往往不知道谁该为这些选择负责。毕竟，天下有多少人能精通18种语言呢？作为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我能读懂扎迪·史密斯翻译的吉斯沛·庞蒂基亚的作品，中国译者欧大旭也翻译了庞蒂基亚的作品——然而，作品的背景不再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而是移到了广州。
一些译者比另一些更渴望留下“指印”。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和A·S·拜厄特努力达到最专业的译者被期望的目标：同原著完全一样的故事，只有个别单词改变，他们的个人风格对译作毫无影响。在附带的笔记中，拜厄特强调：翻译，是一个“离自己写的任何一句话都很遥远的时刻”。
译文要求对译者的个人风格进行弱化。贾维尔·马里亚斯和阿尔瓦罗·恩里克在他们的西班牙文译作中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弗洛里安·谢勒还是那个谢勒，他总是忍不住往译文中加入自己的东西。同样，谢勒的两字句“Enterre vivant”到了怀亚特·梅森笔下，就被演绎为“活埋、像矿工、在矿井里、深、漆黑——所有此类……”这一大段话。
所有参与翻译的小说家都完成了任务。问题是，《多重翻译》的实验成功吗？反对者相信，它在很多方面堪称糟糕：原文被扭曲，一些文本存留下来，另一些面目全非。不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故事必定是比不上原文的；但换个思路想，对任何对翻译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样的失败仍然创造出了某些新东西，令他们有所收获。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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