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自己走向死亡

    在过去一年里，有一位朋友带我去了一次伊斯坦布尔，一位朋友送我一盒手工巧克力，还有15位朋友为我举办两次感人肺腑的临终前守灵仪式，另有几位朋友给我开了几张大额支票，还有一位朋友把手放在我日显单薄的肩膀上，似乎在仔细察看我和他脚下的地面。他是坐飞机来看我的。

    “我们需要给你买一支手枪，是吧？”他轻声问。他的意思是我可以用来向自己开枪。

    “是的，亲爱的，”我面带微笑说，“确实需要。” 我很喜欢他和我这样开玩笑。 

    我爱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工作及生活。但我患有肌萎缩性侧束硬化症（简称A.L.S.），或更善意地称为葛雷克氏症（因纽约洋基棒球队著名击球手葛雷克于1939年被确诊罹患此症而得名）。当时葛雷克以优雅风度坦然接受了这项“判决”，不到两年便过世了。

    这种病症并不友善。患者的神经和肌肉会搏动和抽搐，逐渐停止运动，看起来像我皮肤下的肌肉泛起的钢琴键纹波。而在我内心深处，感觉就像有一些焦虑不安的蝴蝶试图从我的皮肤下飞出来。得这种病不会活得很久。

    现在，66岁的我看上去还不错。我的体重减少了20磅。我的脸越来越瘦。我甚至得到一些人向我投来的带有“嘿，大男孩”的眼神，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我把这视作化妆后的个人形象。但是，我呼吸短促。我时常会窒息。我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气喘而口齿不清的醉鬼。对于我这个正在戒酒的嗜酒者来说，这些声音非常讨厌。

    这种病症没有实质意义的治疗方法。无药可治。有一种药能让患者多活几个月。它一年用量的零售价约为14000美元。在我看来，这似乎并不值得。如果我一直使用这种药的话，加上几个月之后我将开始需要的所有人力、医疗、技术及爱的支持，将使我在5至8年或更长时间内沦为一个有意识但无法动弹、说话、肢体萎缩、大小便失禁的木乃伊。

    不，谢谢。我不喜欢成为一个累赘。

    这么说很重要。在美国，我们沉溺于如何吃喝穿戴，纠结于寻找工作及伴侣，痴迷于做爱及生儿育女，困扰于如何生活。但我们不会谈论如何死。相信我，死亡确实是人生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并不乏味。

    我于2010年5月开始发音含糊，喃喃而语。当神经科医生2010年11月告诉我确诊患有这个病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特意做出笑容，和我作别，让我一人走在楼下寒意逼人、空荡灰蒙的停车场里。

    那时正值黄昏。我站在那里，一个念头突然出现——我就要死了。“我还没为此做好准备，我不知道开车去哪里，为什么去呢？”我整个人沉浸在沮丧中，然后我想起我确有安排。那晚我原打算和一位心情郁闷的老朋友在华盛顿共进晚餐。

    第二天早上，我意识到我确实拥有一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我已准备好了。对我来说，这并不像别人所面临的那样困难。我有经验。

    我与身患绝症的表姐弗洛伦斯关系密切。她想死，而不想等死。我对两位阿姨——贝西和卡罗琳——及母亲负有法律责任，她们3人要不是医疗技术、爱，早就死于自然原因。

    我在母亲身边待了数百天，我握着她的手。她洗澡、穿衣、吃饭都要靠人帮忙，还要用尿布，在最后几年里，她看着我——她惟一的儿子，眼神就像注视天上飘过的浮云。

    我不想女儿惠特尼也有这种经历——也不想任何爱我的人遭受这种经历。弥留人间会是一种爱和金钱的巨大浪费。

    我宁愿死。我尊重那些想活得长久的人的愿望。但我希望我们这些决定不要拖延生命的人的愿望也能得到尊重。我已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我得肺炎，它会把我带往天国。如果我没得肺炎，还有一些其他办法。我只需在我的双手还能听我使唤时采取行动：手枪、麻醉药品、锋利的刀片、塑料袋、快速飞驰的汽车、非处方药、夹竹桃茶（南方人文雅的自杀方式）、一氧化碳甚至氦——那将使我在结束生命时发出十分有趣的声音。

    我已找到方法。不是手枪，而是一种平静安宁的方式。

    我不再担心含脂肪多的食物了。我不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养老，因为我不会老下去了。 

    我享受着一段美好时光。 

    上个月，一个老朋友给我带来了他此生所听过的最伟大音乐会的录音，这是加拿大传奇歌手莱昂纳德·科恩3年前在伦敦举办的现场音乐会。他的音乐震撼人心而又令人难以忘怀，那首《与我共舞至爱之尽头》正是我此刻的内心写照。我要在生命之最后韵律中感受快乐。当音乐停止时，当我不能再像这样敲出字句时——我就会知道，生命正在落下帷幕。

    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作者为前《纽约时报》记者及社评主笔，著有《一个叫做坎特伯雷的地方》）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