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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03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欧美为何对申奥渐失兴趣

本报特约撰稿 张俊   青年参考  ( 2016年08月03日   22 版)

    奥运会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它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逐渐衰退,申办城市一年少似一年。各国反申奥人士的说辞五花八门,但基本上都能和“钱”扯上关系。


    将时钟拨回18个月前,彼时,国际奥委会(IOC)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召开了特别会议。IOC主席托马斯·巴赫在致辞中提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幕后监督者聚集于此,目的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特别是那些渐渐浮现在地平线上的危机”。

    按照英国《卫报》的说法,巴赫口中即将到来的危机并非是俄罗斯兴奋剂事件,也和里约奥运会的筹备无关,而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说前两者伤害的是奥运会的品牌形象,那么,第三个问题的关注度虽然较低,但有可能令这项赛事无以为继。

    反申奥从边缘走向主流

    在那次会议召开两个月前,挪威奥斯陆取消了对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原因是没人支持。更早些时候,斯德哥尔摩因类似原因退出竞争。接下来,从慕尼黑到达沃斯,再到魁北克,取消申办的城市排起了队。最后,在9个候选城市中,只剩下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北京供IOC挑选。众所周知,北京赢了。

    如果你认为只是冬奥会丧失了吸引力,那就错了。2015年,美国波士顿一度提出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最后因市民反对而作罢。德国提名了汉堡,但当地政府很快被一场针锋相对的公投击败。很快,加拿大多伦多也打起退堂鼓。幸存至今的4个申办城市——罗马、布达佩斯、洛杉矶和巴黎——各有苦衷:在布达佩斯,民意和政府的设想相左;在罗马,不仅反对党扬言要发动公投否决申办,新上任的市长也表示对申奥缺乏兴趣。

    看起来,在国家或城市层面,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气似乎愈发低落。瑞士学者克里斯托弗·加夫尼(Christopher Gaffney)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时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公民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方,越倾向于就是否申奥发起公投,“在所有先例中,奥运会都被拒绝了,毫无例外”。换言之,今天的欧美,已对申奥逐渐失去兴趣。

    事实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早就出现过与申办有关的危机。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常被冠以“灾难性”的评价,该市花了差不多30年才还清相关债务,还引起了寒蝉效应。后一方面的直接结果就是,洛杉矶成了1984年奥运会的唯一申办城市。

    到了世纪之交,申奥这门“生意”一度有回暖迹象。1992年有5个城市申办,2000年有8个,2004年有11个,达到历史高点。加夫尼激烈地批评道,由此,国际奥委会成了“一个行业的垄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巴望着一堆城市互相竞争,以便提高赌注”。

    当时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它更多地来自于边缘城市的边缘群体。IOC的官员们每到一地,面临的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失业者、朋克、同性恋、穷人、醉汉和疯子”组成的抗议联盟。谁能想到,不到20年后,对IOC说“不”竟然渐成主流。加夫尼认为,“公民对国际奥委会的运作方式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可能乐意卷入各种各样的商业运作”。

    “说白了是钱的问题”

    克里斯·邓普西(Chris Dempsey)是“波士顿不要奥运会”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任马萨诸塞州交通部助理部长的他告诉《波士顿环球报》,举办奥运会与否,说白了是个关于钱的问题。“奥运会将带来一笔巨大的净开支,如果我们的州长和市长沉迷于修建体育馆和自行车赛场,就不会有闲情关注改善教育和修路等。”他以坦率而犀利的美国式口吻强调,“花纳税人的钱办一场为期3周的嘉年华”,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太划算。

    外界注意到,在2015年第一季度,波士顿人对申奥这件事的态度急转直下。当年1月,支持申办者占54%;到3月,该数字下降到38%。此间,邓普西等人一直忙个不停。

    而在大洋彼岸的汉堡,反申奥运动更多地与左翼力量的活跃有关。弗洛莱恩·卡斯斯克(Florian Kasiske)曾以反对派发言人的身份告诉德国《图片报》,当地的反申奥联盟“包括学生、左翼党派的年轻成员,以及大量的码头工人,最后一类人自觉就业将受到威胁”。

    “奥运会是一台将穷人从市中心区域移走的机器……人们不停地问:‘在我们得为那么多进入这个城市的人(编注:指来自中东的难民)寻找住处的时候,谁有闲情逸致办奥运会?那么些人整日睡在帐篷里,政治家却想修建新的自行车赛场?”卡斯斯克说。

    街头抗议活动如果能像滚雪球般壮大,政府和企业的联盟就会感到窘迫,甚至改弦易辙。“申办城市要尽可能多,国际奥委会才会有力量。不过,事情最终是会出现断裂点的,到了那时候,国际奥委会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改革了。”邓普西表示。

    回到2015年的蒙特卡洛会议上,巴赫在会上重点介绍了所谓“2020议程”,那是一个旨在为申办城市降低门槛的计划。然而,邓普西觉得这还不够。“我很怀疑,每4年换个地方办比赛,这种模式当前有何意义?也许,它在19世纪是有意义的,但在当下的世界,参与奥运会的人有99%是通过屏幕参与的。”他认为,IOC应该设立一处永久性的主办场地。

    加夫尼的观点更加大胆:“同样的错误犯了一次又一次,这不可能是偶然。那么,我们就得意识到,奥运会当下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有害的。要想反思,先得把事情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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