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西方离法西斯主义有多远
[德] 约亨·比特纳
青年参考
（
2016年07月20日
02
版）
经济萧条，对制度失去信心，社会羞辱和政治失误，这导致纳粹德国诞生的四大因素，在如今的西方依旧存在。公众的怨恨和精英的无为，让2016年变得越来越像1933年。
德国人永远无法摆脱近代历史的创伤。而今天，当我们放眼大西洋对岸，这一点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上世纪30年代在德国发生的事和今天有太多不同，唐纳德·特朗普也不是阿道夫·希特勒。然而，德国全民拥戴威权的经历，为我们分析现实提供了参照。
且不说德国是否生来就有纳粹主义基因，这个国家是在4个趋势的带动下，开始否定一战后的民主政体即所谓魏玛体制的，它们分别是：经济萧条，对制度失去信心，社会羞辱和政治失误。一定程度上，这些趋势在今天的西方也可以看到。
先看历史。1929年的股灾引发全球经济萧条。美国当时情况很糟，德国更糟，接下来的3年间，工业生产萎缩了一半，股票损失2/3的价值，通胀和失业率飙升。在许多德国人眼里评价已经很低的魏玛政府，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同时，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化动摇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女性开始工作、投票、参加派对，随心所欲地跟人约会，这在以传统为导向的劳动者及中产阶级和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人士间制造了隔阂，政治、商业和艺术领域的隔阂越来越大，在经济灾难来临之际达到极致。人们认为这些混乱是精英造成的，遂寄希望于让一个铁腕人物来恢复社会秩序。
今天的一些人以为希特勒“窃取”了德国，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他的威胁。事实上，许多主流政治人士看到了危险，但没能阻止。保守派政党和贵族认为，这个傻乎乎的愣头青可以为他们所用，他当总理，会有一群明事理的部长看着他。希特勒的首任副总理、贵族出身的弗朗茨·冯·帕彭在谈到这位新领袖时大言不惭：“他是我们雇来的。”
就在法西斯主义渐渐逼近的同时，左翼政党依然不愿联合，而是互称对方“颠覆分子”或“法西斯温和派”。难怪希特勒可以轻松实现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大一统。
那么，21世纪的人们正在经历又一个魏玛时刻吗？
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全球衰退，远不及“大萧条”的苦难，但它们有类似的效果。21世纪最初10年的高速增长，令欧洲和美国人以为他们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崩溃之后，银行、房地产市场的垮塌让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害，他们对辜负了他们的制度怒不可遏。
选民问，为什么政府会容许这么多像罪犯一样的银行家存在？为什么去救银行，却任由汽车厂倒掉？为什么要接纳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这些精英阶层是否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
反建制运动在美国兴起，是全球化后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冲击的症状之一，这和上世纪30年代对现代性的排斥是相似的。“大众”常发出的指责是，出于某种原因，自由民主已经过头，成为损害其他人利益的精英意识形态。法国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就是身体力行的急先锋，他称普通百姓是“被无视、被遗忘的人”。
2016年不是1933年，但念旧的力量与你生活在什么时代无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西方目睹一场又一场动荡到来。
人们需要接受现实，努力展开切实可行的改革，这话说来容易。然而，多数主流政党连这一点都没做到，至少没有令人信服地做到。他们反而打作一团，认为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抬头非但不是对国家的威胁，还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80年前相似，我们如今看到，自由派主流没能对严峻的挑战给予回应，尽管这已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胁。
（作者是德国《时代》周报时政栏目编辑，同时撰写评论文章。）
▋《纽约时报》中文网
经济萧条，对制度失去信心，社会羞辱和政治失误，这导致纳粹德国诞生的四大因素，在如今的西方依旧存在。公众的怨恨和精英的无为，让2016年变得越来越像1933年。
德国人永远无法摆脱近代历史的创伤。而今天，当我们放眼大西洋对岸，这一点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上世纪30年代在德国发生的事和今天有太多不同，唐纳德·特朗普也不是阿道夫·希特勒。然而，德国全民拥戴威权的经历，为我们分析现实提供了参照。
且不说德国是否生来就有纳粹主义基因，这个国家是在4个趋势的带动下，开始否定一战后的民主政体即所谓魏玛体制的，它们分别是：经济萧条，对制度失去信心，社会羞辱和政治失误。一定程度上，这些趋势在今天的西方也可以看到。
先看历史。1929年的股灾引发全球经济萧条。美国当时情况很糟，德国更糟，接下来的3年间，工业生产萎缩了一半，股票损失2/3的价值，通胀和失业率飙升。在许多德国人眼里评价已经很低的魏玛政府，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同时，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化动摇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女性开始工作、投票、参加派对，随心所欲地跟人约会，这在以传统为导向的劳动者及中产阶级和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人士间制造了隔阂，政治、商业和艺术领域的隔阂越来越大，在经济灾难来临之际达到极致。人们认为这些混乱是精英造成的，遂寄希望于让一个铁腕人物来恢复社会秩序。
今天的一些人以为希特勒“窃取”了德国，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他的威胁。事实上，许多主流政治人士看到了危险，但没能阻止。保守派政党和贵族认为，这个傻乎乎的愣头青可以为他们所用，他当总理，会有一群明事理的部长看着他。希特勒的首任副总理、贵族出身的弗朗茨·冯·帕彭在谈到这位新领袖时大言不惭：“他是我们雇来的。”
就在法西斯主义渐渐逼近的同时，左翼政党依然不愿联合，而是互称对方“颠覆分子”或“法西斯温和派”。难怪希特勒可以轻松实现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大一统。
那么，21世纪的人们正在经历又一个魏玛时刻吗？
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全球衰退，远不及“大萧条”的苦难，但它们有类似的效果。21世纪最初10年的高速增长，令欧洲和美国人以为他们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崩溃之后，银行、房地产市场的垮塌让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害，他们对辜负了他们的制度怒不可遏。
选民问，为什么政府会容许这么多像罪犯一样的银行家存在？为什么去救银行，却任由汽车厂倒掉？为什么要接纳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这些精英阶层是否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
反建制运动在美国兴起，是全球化后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冲击的症状之一，这和上世纪30年代对现代性的排斥是相似的。“大众”常发出的指责是，出于某种原因，自由民主已经过头，成为损害其他人利益的精英意识形态。法国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就是身体力行的急先锋，他称普通百姓是“被无视、被遗忘的人”。
2016年不是1933年，但念旧的力量与你生活在什么时代无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西方目睹一场又一场动荡到来。
人们需要接受现实，努力展开切实可行的改革，这话说来容易。然而，多数主流政党连这一点都没做到，至少没有令人信服地做到。他们反而打作一团，认为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抬头非但不是对国家的威胁，还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80年前相似，我们如今看到，自由派主流没能对严峻的挑战给予回应，尽管这已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胁。
（作者是德国《时代》周报时政栏目编辑，同时撰写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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