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吸取“安倍经济学”的教训

    “安倍经济学”依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着眼于当下，无助于促进结构性转变。以此为鉴，同样面临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中国，更有必要加强依托技术进步的供给侧改革。

    “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新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至今已射出3年。对转向“新常态”的中国，它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近年来，日本媒体上经常出现“不景气”、“低迷”等词汇。观察自2012年年底安倍上台后三年多的实际情况，年平均增长率约0.9%。与此相对，日本总务省统计，2015年的整体失业率仅为3.4%，劳动市场基本达到了完全就业。由此，笔者认为，日本经济绝不是“不景气”，而是实现了远远超出实力的增长率，处于事实上的“过热”状态。

    导致过热的原因之一是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它们仅仅强调短期效果。借2013年4月启动的“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安倍政权推动了日元贬值和股价走高，带来了企业业绩的改善和工资上升；接着，它又通过财政政策创造了需求，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

    不过，这些归根结底只是“争取时间”的战术，无法长期持续。事实上，日本央行大量购买的日本国债已呈现出利率大幅下降（价格上升）的泡沫迹象。同时，2016年年初，日本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可供周旋的政策空间急剧缩小。另一方面，2014年日本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49%，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大幅超过居第二位的希腊的177%。换言之，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难以持续的，日本需要的是提升已降至接近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那么，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何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观点：

    从日本适龄劳动人口的人均产值的增长来看，其自2000年前后开始高于美国，而从过去25年来看，与美国基本相同，高于欧洲。与之相关的事实是，日本存在极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人口问题正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

    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以1998年的8726万人为顶峰，到2015年减少至7682万人。在短短17年里减少了1044万人，降幅达12%。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值为7341万人，今后将以每年约0.9%的速度继续减少。也就是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产值高于美国和欧洲，但由于人口绝对值减少，经济增长无法摆脱低迷。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分解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三大要素，但在日本，“劳动投入”的贡献度已是负值。所以，日本政府不应一味依赖旨在提供短期刺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应消除在金融和农业等各个部门普遍存在的、一系列难以打破的限制政策，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

    中国也面临相似的情况。中国201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约6.9%，超高速增长已成往事。在笔者看来，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不景气导致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侧制约引发的。中国的劳动人口自2012年到达峰值后下降，“劳动投入”对GDP的贡献度大不如前。另外，随着老龄化加剧，储蓄率将下降，进而导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想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必要实施依托“技术进步”的供给侧改革。

    现在，中国经济的引擎正在从投资向消费转移。在国内，此前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动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意愿强烈的中产阶层迅速壮大。但是，消费和服务水平的提升跟不上收入增长与消费需求的变化，部分消费流向海外。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爆买”、“海淘”反映出消费的高附加值化，中国企业则应对乏力。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显然，中国领导人已意识到，今后，推进促使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技术水平的供给侧改革，最有助于改善供需错位。

    日本经济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迟迟没有进展。希望中国能够吸取日本的教训，从长计议，强力推行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等政策。

    （作者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兼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北京事务所课题顾问、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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