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请去乡下看看
作者［英］ 西蒙·库柏
青年参考
（
2016年05月18日
03
版）
精英必须向受压迫者伸出手，以平息后者被主流舆论冷落而产生的愤怒。对媒体从业者来说，他们应当将注意力从大都市转向偏远地区，才能挽回不断流失的公信力。
《聚焦》拿下今年的奥斯卡奖时，纸媒记者欢呼雀跃。对《波士顿环球报》调查团队的颂扬，抬举了这个行将就木的行业。如今，大多数人不信任我们，也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更糟糕的是，从玛丽琳·勒庞到唐纳德·特朗普，越来越多的政客靠羞辱我们谋生。
平心而论，他们骂的有理。这些异类的崛起让我们困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很少去他们的支持者生活的地方做报道——大多是远郊地区和贫困的城镇。西方国家的记者往往挤在富裕的大城市里，只与和我们类似的人说话。难怪被我们排除在外的人愈发愤怒。
聪明的统治者知道在遭遇民众的愤怒情绪时该做什么：稍微改变一点点。一个经典案例是19世纪的英国，它通过逐渐让更多普通人获得投票权，避免了革命。面对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媒体同样需要改变；记者应该分散到各处，听听普通人的声音。
全国性媒体对大都会的报道一直泛滥成灾。我还是少年时，总以为自己读的是伦敦的地方报纸，因为几乎所有新闻都和伦敦有关。直到21世纪初，西方国家才拥有了强大的地方报纸，包括《波士顿环球报》，让外地的新闻得到了报道。
然而没过多久，互联网便重创了地方报纸。就连《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减员了，发行量也一落千丈。今天，大多数幸存的记者生活在布鲁克林、伦敦北部和巴黎中部等代表正宗大都市的地区，看起来就像他们所报道的精英一样。2014年发布的调查报告《精英主义英国？》中提到，这个国家“前100名专业媒体人”中有54名曾就读私立学校，记者、政界人士、高级公务员和商界人士同窗求学、结为连理或比邻而居。
诚然，大都市需要记者，因为它们是权力的中心。但无论如何，现在的记者太集中了。结果，只有聚焦伦敦市长对退欧问题立场的“首都内”报道，而没有深入外省探究选民在想什么的文章。法国的情况更糟糕：《世界报》读起来就像是1788年左右的凡尔赛宫报纸，记载着哪位侍臣得宠，诸如“蒙特布尔（前经济部长）如何为归来做准备”、“两大重臣的离开伤害前总统萨科齐”、“奥朗德：我可以是候选人，我不可以是候选人”之类。
我和同行一样有罪。在乘地铁可以轻松抵达的五星级酒店采访，自然比去某个破败的小镇，在冰冷刺骨的社区中心里做调查舒服。问题在于，后者更接近全国的平均体验。
四年一度的大选期间，美国媒体会“再发现”美国的中部地区。为《纽约客》报道2016年大选的欧逸文（Evan Osnos）惊叹：“在南达科他州度过24小时，抵得过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待6个星期。”他坦承，听一听“那里的所有人”所说的东西，能让我们学到更多。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往“那里”派驻更多记者，免得他们整天报道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的一些“制造出来的伪事件”（比如谎言连篇的新闻发布会）。这将终结美国评论家依据布鲁克林来为全国把脉的荒谬情况，也会向“那里”的人们传达，媒体知道他们的存在。尤其是，一个从物价过高的大都会搬到外省的记者，会享受到实际上的涨薪——在我们这个行业，涨薪这种事现在基本是闻所未闻了。
媒体的确需要重大调整。据欧盟委员会消息，现在仅有43%的人信任纸媒。盖洛普调查显示，每10个美国人中只有4个“非常”或“比较”信任大众媒体，处于历史低点。特朗普在抨击记者时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想他对福克斯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凯利（Megyn Kelly）的嘲讽，或者他在不久前发出的威胁——要更改法律，“让媒体不得不诚实”。
西方精英集团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向受压迫者伸出手，包括在传统媒体从业的我们。未来的政治候选人应该从希拉里·克林顿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不要和银行业交往过密，而是要更体贴民情。如果手握权力的人能向前迈出一步，或许我们就能避免再来一场法国大革命。
（作者是《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金融时报》中文网
精英必须向受压迫者伸出手，以平息后者被主流舆论冷落而产生的愤怒。对媒体从业者来说，他们应当将注意力从大都市转向偏远地区，才能挽回不断流失的公信力。
《聚焦》拿下今年的奥斯卡奖时，纸媒记者欢呼雀跃。对《波士顿环球报》调查团队的颂扬，抬举了这个行将就木的行业。如今，大多数人不信任我们，也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更糟糕的是，从玛丽琳·勒庞到唐纳德·特朗普，越来越多的政客靠羞辱我们谋生。
平心而论，他们骂的有理。这些异类的崛起让我们困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很少去他们的支持者生活的地方做报道——大多是远郊地区和贫困的城镇。西方国家的记者往往挤在富裕的大城市里，只与和我们类似的人说话。难怪被我们排除在外的人愈发愤怒。
聪明的统治者知道在遭遇民众的愤怒情绪时该做什么：稍微改变一点点。一个经典案例是19世纪的英国，它通过逐渐让更多普通人获得投票权，避免了革命。面对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媒体同样需要改变；记者应该分散到各处，听听普通人的声音。
全国性媒体对大都会的报道一直泛滥成灾。我还是少年时，总以为自己读的是伦敦的地方报纸，因为几乎所有新闻都和伦敦有关。直到21世纪初，西方国家才拥有了强大的地方报纸，包括《波士顿环球报》，让外地的新闻得到了报道。
然而没过多久，互联网便重创了地方报纸。就连《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减员了，发行量也一落千丈。今天，大多数幸存的记者生活在布鲁克林、伦敦北部和巴黎中部等代表正宗大都市的地区，看起来就像他们所报道的精英一样。2014年发布的调查报告《精英主义英国？》中提到，这个国家“前100名专业媒体人”中有54名曾就读私立学校，记者、政界人士、高级公务员和商界人士同窗求学、结为连理或比邻而居。
诚然，大都市需要记者，因为它们是权力的中心。但无论如何，现在的记者太集中了。结果，只有聚焦伦敦市长对退欧问题立场的“首都内”报道，而没有深入外省探究选民在想什么的文章。法国的情况更糟糕：《世界报》读起来就像是1788年左右的凡尔赛宫报纸，记载着哪位侍臣得宠，诸如“蒙特布尔（前经济部长）如何为归来做准备”、“两大重臣的离开伤害前总统萨科齐”、“奥朗德：我可以是候选人，我不可以是候选人”之类。
我和同行一样有罪。在乘地铁可以轻松抵达的五星级酒店采访，自然比去某个破败的小镇，在冰冷刺骨的社区中心里做调查舒服。问题在于，后者更接近全国的平均体验。
四年一度的大选期间，美国媒体会“再发现”美国的中部地区。为《纽约客》报道2016年大选的欧逸文（Evan Osnos）惊叹：“在南达科他州度过24小时，抵得过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待6个星期。”他坦承，听一听“那里的所有人”所说的东西，能让我们学到更多。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往“那里”派驻更多记者，免得他们整天报道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的一些“制造出来的伪事件”（比如谎言连篇的新闻发布会）。这将终结美国评论家依据布鲁克林来为全国把脉的荒谬情况，也会向“那里”的人们传达，媒体知道他们的存在。尤其是，一个从物价过高的大都会搬到外省的记者，会享受到实际上的涨薪——在我们这个行业，涨薪这种事现在基本是闻所未闻了。
媒体的确需要重大调整。据欧盟委员会消息，现在仅有43%的人信任纸媒。盖洛普调查显示，每10个美国人中只有4个“非常”或“比较”信任大众媒体，处于历史低点。特朗普在抨击记者时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想他对福克斯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凯利（Megyn Kelly）的嘲讽，或者他在不久前发出的威胁——要更改法律，“让媒体不得不诚实”。
西方精英集团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向受压迫者伸出手，包括在传统媒体从业的我们。未来的政治候选人应该从希拉里·克林顿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不要和银行业交往过密，而是要更体贴民情。如果手握权力的人能向前迈出一步，或许我们就能避免再来一场法国大革命。
（作者是《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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