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隐居生活

    许多伟大的文学经典是在孤岛、湖畔或林间小屋中诞生的，但对凡夫俗子来说，隐居不一定总是治愈文思枯竭的灵丹妙药。

    直到不久前，我还相信，职业作家的理想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可以一天到晚穿着睡衣在自家后院里漫步，不时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至少，当你大嚼薯片、狂饮啤酒时，不会有个老板凶巴巴地瞪着。唯一让人不爽的时刻是文思枯竭时。但我信奉查尔斯·布可维斯基（Charles Bukowski）的名言：“文思枯竭的写作总比啥都不写要好。”

    不过，如果你与那些压榨成性的出版商有约，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非常美好。那是去年8月，我的约稿截止期限眼看就到了，可新书的结尾尚无一点着落。我认为问题不在自身，黑锅应该让家里人背：小家伙们闹着要爸爸陪玩，妻子则催我帮她买这买那。

    记得马克·吐温曾经躲在庄园深处的窝棚里写作，不许任何人进入。乔治·奥威尔更过分，他搬到了赫布里底群岛，在一座潮湿、阴暗的小屋里完成了《1984》。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大多是在哥特兰岛诞生，在那里，他只喝脱脂牛奶、吃饼干。

    如果说孤独催生创造力，前辈们的举动为何不能效仿？我的榜样是亨利·梭罗——众所周知，他的秘密据点位于瓦尔登湖畔——虽说他不时跑去母亲那里蹭饭。总之，隐居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决定找个林中小屋住几天，在那里治愈文思枯竭，完成书稿。

    我住在墨尔本，只用一个钟头就飞到了塔斯马尼亚岛。降落后，我乘公交车一路南下，顺利抵达一个名叫多佛的小镇。在镇外的一处露营地，我已订好了小屋。

    起初，我为自己的选择洋洋得意。小屋坐落在桉树林边缘，用胶合板搭建，只配备一个煤气灶、一张双层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淋浴喷头。没有互联网，没有Wi-Fi，没有任何干扰，环境是完美的。我接通电脑，然后去散步，四下一个人也看不到。我不禁傲慢地回忆起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话：“对话丰富理解力，但孤独是天才的学校。”

    然而，这只是天气变糟前的感觉。当晚，来自南极的低压气团带来了一场持续72小时的降水，冰冷刺骨。我跑回小屋，才发现这里通常只在夏天出租，没有加热器或壁炉。结果，我不得不点燃厨房的煤气灶，试图让闪烁的小火苗温暖一下这个地方，但纯属徒劳。

    由于害怕死于体温过低，我彻夜难眠，以至于第二天根本无法写作。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镇上，我发现唯一的餐厅已经关门歇业，便利店里的货品乏善可陈。于是，我买了一些烘豆和6瓶啤酒，顶着世界末日般的倾盆大雨回到冰冷的住处。第二个夜晚，气温继续下降，西边的山区都下雪了（这种现象在塔斯马尼亚极为罕见），我再次点着煤气睡觉。

    次日一早，我已精疲力竭，真的想家了。哪儿都没有手机信号，幸好，我在旁边的停车场找到了一部老掉牙的投币电话。线路那头的妻子告诉我，当天去机场的唯一一趟车将于25分钟后离开。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好行李，冒雨冲向车站。

    车已经开走了。绝望之下，我又买了6瓶啤酒，在洪水中缓缓回到小屋。

    隐居生活的第三个夜晚，由于饥饿、寒冷和缺乏睡眠，我开始产生幻觉。我觉得有怪物从密林深处窥视着我；又或者，一个疯子正准备破门而入，取我性命。

    次日，我提前一小时逃到了车站。

    我全身湿透，面有菜色，白白耽误了4天光景。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中，淌着眼泪拥抱发呆的孩子们时，就好像自己刚从一场惨烈的海难中幸存下来一样。

    最终，我还是在约定期限前交稿了，而且是以从前那种单调乏味的方式：早早起床，坐在自家书桌前，搜索枯肠。孤独果真是天才的学校吗？或许吧。不过，如果你指望靠隐居治愈文思枯竭，甚至提升自己的写作效率，那我必须告诫你，这招并不是对所有人都管用。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