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中的贫困:
让一些人痛不欲生,让另一些人有利可图
作者 [美] 芭芭拉·艾伦赖斯 译者 张俊
《
青年参考
》(
2016年03月16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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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逐者的家当被弃置在光天化日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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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德斯蒙德 |
在新书中,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将目光投向社会最底层的租房客——他们寄人篱下,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对因贫困而异化的人生感到习以为常。
密尔沃基的一间陋室里,拉马尔(Lamar)父子与几名少年围在一起打牌,间或抽上几口大麻。这时,有人用力敲门。房东?警察?大家面面相觑了好久,才把门打开。
幸好,来者是科林(Colin),一位在教堂做义工的小伙,他的工作是为贫穷的租房客读《圣经》。话题转到上帝和魔鬼的时候,拉马尔突然插了句:“地球就是地狱。”“嗯,”科林吞吞吐吐地纠正道,“并不完全是。”然后,整间屋子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读完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被逐:美国城市中的贫困与利益》,你会感到,拉马尔面对的世界的确近似地狱,即便他表面上是21世纪美国大城市的居民。这个中年男人首次踏进他租住的两居室时,那里简直一塌糊涂,“没清洗的碗碟长出了蛆虫。”经过一番打理,它总算达到了“能够硬着头皮居住”的程度。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拉马尔的月收入仅有628美元(约人民币4086元),而房租是每月550美元(约3578元人民币)。虽然他尽力做些杂活补贴家用,但这并不容易——在无家可归的日子里,他的左腿已因冻伤而被截掉。
德斯蒙德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也具备优秀记者的天分——就像因潜心研究印度贫民窟而声名鹊起的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那样,他的新著是关于“贫困”的专题报道。为了写好《被逐》,他先是在一处活动房屋停放场住了几个月,然后深入最破败的街区,一笔笔记录下那些将七八成收入用于付房租的人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述:“收集这些充满苦难的故事……就像是在掠夺战利品,有很多次,我觉得自己无比肮脏。”
纵观德斯蒙德的调查对象,令他们陷入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贫困对他们的影响则大致相仿。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中,54岁的拉莱妮(Larraine)买回一堆大虾、螃蟹和柠檬酥皮派,一顿饭就用完了整整一个月的食品券。在德斯蒙德看来,她并非因挥霍致贫,而是贫穷引诱她将钱挥霍掉——由于无力维持收支稳定,贫困家庭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孩子也成为穷人的包袱,这并不只是因为有更多张嘴要供养。有些房东讨厌孩子哭闹,便祭出恶毒的一招——报警说有人聚众吸毒,招来执法人员教训租客。还有些地方规定:一个家庭住址如果在一个月内拨打了3次911报警电话,房东就会收到传票,租客则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命运。如果报警电话是因家暴或孩子生病而拨打的,那就再糟糕不过了。
在德斯蒙德笔下,遭到驱逐是低收入租客生活的一部分。试想,如果一家人的可支配收入除去房租后在三位数以内,那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陷入青黄不接的境地,进而被房东以欠租为由告上法庭。他们也许有机会在法庭上抗议,但事实上,被传唤的租客中,高达七成根本不出庭,这是因为他们不能误工、找不到照顾孩子的人,甚至接不到传票。
旁听了几回庭审后,德斯蒙德发现,被告席上的租客几乎全是衣着寒碜的黑人妇女,房东的代理律师则“身穿条纹西装,打着精致的领结”。如此巨大的反差令他顿悟:
“如果‘监禁’是用来限定少数族裔男性的人生,‘驱逐’就是用来塑造女性的人生。贫穷的黑人男性被关押,贫穷的黑人妇女则被踢出门外。”
驱逐的过程通常没有暴力,但还是难以置信地残酷。德斯蒙德描述了一位西班牙裔妇女及其子女被扫地出门的情形。“她在屋子里徘徊,漫无目的,就像喝醉了……脸上没有悲戚,只剩迷茫;嚼着口香糖的警察斜靠在墙上,手按枪套,注视着搬家公司的人将租客的家当一件件扔出门外……杂物堆里,有个吃了一半的生日蛋糕和一只仍然充满气的气球。”
孩子们往往备受惊吓,他们的父母则难以保住工作;由于没有了常住地址,许多社会福利和救济措施从此和他们无缘。在该书所描写的被逐者中,只有一位,也就是当过护士的斯科特(Scott),重新获得了工作。其他受访对象中,克丽丝蒂安(Christian)是虔诚的基督徒,却只能靠出卖肉体为生;阿琳(Arlene)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后一次被看到的时候,她正在拨打第89个电话,只为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跟坐牢一样,被逐的经历也会给人留下终身烙印,让他们成为不受欢迎的租客,不得不迁往更肮脏、更破旧的房屋。
全书将近结尾处,德斯蒙德提到了“剥削”的概念——“这是个被大多数人忘记了的词汇。”拉马尔、拉莱妮的房东一有空就去加勒比海度假,而租户们只能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颤抖。活动房屋停放场的老板每年进账数十万美元,一直拒绝和租客讲价,后者却投诉无门,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援助。不仅如此,这张剥削者的名录中还可以加上:信用卡公司、高利贷者、分期付款的家具商及其他所有从别人的汗水和泪水中拧出金子的家伙。就像德斯蒙德极力阐释的那样:对某些人,贫困令他们痛不欲生;对另一些人,贫困让他们有利可图。
美国《纽约时报》
在新书中,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将目光投向社会最底层的租房客——他们寄人篱下,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对因贫困而异化的人生感到习以为常。
密尔沃基的一间陋室里,拉马尔(Lamar)父子与几名少年围在一起打牌,间或抽上几口大麻。这时,有人用力敲门。房东?警察?大家面面相觑了好久,才把门打开。
幸好,来者是科林(Colin),一位在教堂做义工的小伙,他的工作是为贫穷的租房客读《圣经》。话题转到上帝和魔鬼的时候,拉马尔突然插了句:“地球就是地狱。”“嗯,”科林吞吞吐吐地纠正道,“并不完全是。”然后,整间屋子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读完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被逐:美国城市中的贫困与利益》,你会感到,拉马尔面对的世界的确近似地狱,即便他表面上是21世纪美国大城市的居民。这个中年男人首次踏进他租住的两居室时,那里简直一塌糊涂,“没清洗的碗碟长出了蛆虫。”经过一番打理,它总算达到了“能够硬着头皮居住”的程度。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拉马尔的月收入仅有628美元(约人民币4086元),而房租是每月550美元(约3578元人民币)。虽然他尽力做些杂活补贴家用,但这并不容易——在无家可归的日子里,他的左腿已因冻伤而被截掉。
德斯蒙德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也具备优秀记者的天分——就像因潜心研究印度贫民窟而声名鹊起的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那样,他的新著是关于“贫困”的专题报道。为了写好《被逐》,他先是在一处活动房屋停放场住了几个月,然后深入最破败的街区,一笔笔记录下那些将七八成收入用于付房租的人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述:“收集这些充满苦难的故事……就像是在掠夺战利品,有很多次,我觉得自己无比肮脏。”
纵观德斯蒙德的调查对象,令他们陷入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贫困对他们的影响则大致相仿。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中,54岁的拉莱妮(Larraine)买回一堆大虾、螃蟹和柠檬酥皮派,一顿饭就用完了整整一个月的食品券。在德斯蒙德看来,她并非因挥霍致贫,而是贫穷引诱她将钱挥霍掉——由于无力维持收支稳定,贫困家庭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孩子也成为穷人的包袱,这并不只是因为有更多张嘴要供养。有些房东讨厌孩子哭闹,便祭出恶毒的一招——报警说有人聚众吸毒,招来执法人员教训租客。还有些地方规定:一个家庭住址如果在一个月内拨打了3次911报警电话,房东就会收到传票,租客则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命运。如果报警电话是因家暴或孩子生病而拨打的,那就再糟糕不过了。
在德斯蒙德笔下,遭到驱逐是低收入租客生活的一部分。试想,如果一家人的可支配收入除去房租后在三位数以内,那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陷入青黄不接的境地,进而被房东以欠租为由告上法庭。他们也许有机会在法庭上抗议,但事实上,被传唤的租客中,高达七成根本不出庭,这是因为他们不能误工、找不到照顾孩子的人,甚至接不到传票。
旁听了几回庭审后,德斯蒙德发现,被告席上的租客几乎全是衣着寒碜的黑人妇女,房东的代理律师则“身穿条纹西装,打着精致的领结”。如此巨大的反差令他顿悟:
“如果‘监禁’是用来限定少数族裔男性的人生,‘驱逐’就是用来塑造女性的人生。贫穷的黑人男性被关押,贫穷的黑人妇女则被踢出门外。”
驱逐的过程通常没有暴力,但还是难以置信地残酷。德斯蒙德描述了一位西班牙裔妇女及其子女被扫地出门的情形。“她在屋子里徘徊,漫无目的,就像喝醉了……脸上没有悲戚,只剩迷茫;嚼着口香糖的警察斜靠在墙上,手按枪套,注视着搬家公司的人将租客的家当一件件扔出门外……杂物堆里,有个吃了一半的生日蛋糕和一只仍然充满气的气球。”
孩子们往往备受惊吓,他们的父母则难以保住工作;由于没有了常住地址,许多社会福利和救济措施从此和他们无缘。在该书所描写的被逐者中,只有一位,也就是当过护士的斯科特(Scott),重新获得了工作。其他受访对象中,克丽丝蒂安(Christian)是虔诚的基督徒,却只能靠出卖肉体为生;阿琳(Arlene)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后一次被看到的时候,她正在拨打第89个电话,只为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跟坐牢一样,被逐的经历也会给人留下终身烙印,让他们成为不受欢迎的租客,不得不迁往更肮脏、更破旧的房屋。
全书将近结尾处,德斯蒙德提到了“剥削”的概念——“这是个被大多数人忘记了的词汇。”拉马尔、拉莱妮的房东一有空就去加勒比海度假,而租户们只能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颤抖。活动房屋停放场的老板每年进账数十万美元,一直拒绝和租客讲价,后者却投诉无门,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援助。不仅如此,这张剥削者的名录中还可以加上:信用卡公司、高利贷者、分期付款的家具商及其他所有从别人的汗水和泪水中拧出金子的家伙。就像德斯蒙德极力阐释的那样:对某些人,贫困令他们痛不欲生;对另一些人,贫困让他们有利可图。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