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铁“出海”须越过跨文化障碍
作者 张煌
《
青年参考
》（
2015年02月26日
02
版）
中国高铁的技术输出，既要有需求的对接，也要有文化和心理的对接，必须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在对目的国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制定灵活的战略。
受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墨西哥已宣布无限期搁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这是继去年11月4日高铁合同被取消后，中国向墨西哥的高铁输出遭遇二度搁浅。
中国高铁技术成熟、性价比高且运营经验丰富，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上述优势并不足以确保中国高铁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畅行无阻。中国高铁在进入墨西哥时遭遇的两次挫折，从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高铁战略存在的问题。
第一次挫折就是去年11月的撤标事件。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为何要撤销招标？一个直接原因在于，独家参加竞标，引发民众对竞标与评判过程透明性的质疑。正如墨方公告所述，政府希望获得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和议院质疑的招标结果。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海外工程模式的痼疾。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时，高度依赖 “上层路线”，工程的开展建立在与所在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这一路线的优势在于能够高效获取行政资源的支持，弊端在于缺乏与民众和媒体的沟通接触。面对墨西哥发达的舆论，这一传统路线遭遇空前阻力。投标竞争者与公众知情权的双向缺失，极易造成对立的舆论导向以及受此煽动的民间质疑情绪。
新近发生的二次搁浅，暴露出中方企业把握国际投资环境的不足。较之国内投资，国际投资的环境相对陌生，影响因素亦更为复杂，在当前中国缺乏保护海外投资的专门机构和相应力量的形势下，对国际投资环境评估的“毫厘之谬”，就可能造成投资收益上的“千里之差”，中国高铁输出对墨西哥投资环境的错估，就是一个缩影。
第三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墨西哥政府对中国高铁输出的警惕。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技术援助，往往附带苛刻的政治、经济要求。今天，中国以低廉的价格获取高铁的修筑权，可能引发所谓的“中国高铁威胁论”——修筑高铁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渗透”？这同样可能成为左右墨西哥政府高铁决策的关键因素。
技术社会学理论认为，技术的生长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政党和民众意愿等主观因素，同样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高铁优势与海外输出困境之间的反差说明，技术成熟度与需求牵引并非决定技术转移的全部因素。
有鉴于此，中国高铁的技术输出，既要有需求的对接，也要有文化和心理的对接，必须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全面了解所在国家的历史传统、制度安排、媒体舆论、消费倾向乃至风俗习惯，从而制定灵活的战略。比如，在汽车文化高度发达的欧美社会，乘坐高铁意味着对自由出行的弱化，因此，实现高铁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无缝链接，提供可替代自驾行的一站式公共交通服务，应当成为中国高铁输出欧美的必由之路。
对中国周边国家，构建以中国为起点的高速铁路网络，必须摆脱“朝贡体系”传统和“文明中心主义”思维的桎梏，以包容、开放的态度，规避高铁出口可能遭遇的跨文化障碍，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开展高铁合作。
中国高铁走向世界，还可能引发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针对那些对中国高铁存有疑虑和警惕的国家，中国应当更积极而耐心地阐释自身和平发展的意图，中国高铁输出与中国制造的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经济行为。
中方在清晰表达其在高铁开发中走合作共赢道路的同时，应以务实的做法，广泛吸纳输入国的技术精英、行政精英，参与高铁的设计、研发与运营维护，共同把高铁产业的蛋糕做大，使高铁输出的利益尽可能地惠及当地普通民众。
（作者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本文有删节
中国高铁的技术输出，既要有需求的对接，也要有文化和心理的对接，必须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在对目的国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制定灵活的战略。
受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墨西哥已宣布无限期搁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这是继去年11月4日高铁合同被取消后，中国向墨西哥的高铁输出遭遇二度搁浅。
中国高铁技术成熟、性价比高且运营经验丰富，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上述优势并不足以确保中国高铁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畅行无阻。中国高铁在进入墨西哥时遭遇的两次挫折，从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高铁战略存在的问题。
第一次挫折就是去年11月的撤标事件。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为何要撤销招标？一个直接原因在于，独家参加竞标，引发民众对竞标与评判过程透明性的质疑。正如墨方公告所述，政府希望获得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和议院质疑的招标结果。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海外工程模式的痼疾。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时，高度依赖 “上层路线”，工程的开展建立在与所在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这一路线的优势在于能够高效获取行政资源的支持，弊端在于缺乏与民众和媒体的沟通接触。面对墨西哥发达的舆论，这一传统路线遭遇空前阻力。投标竞争者与公众知情权的双向缺失，极易造成对立的舆论导向以及受此煽动的民间质疑情绪。
新近发生的二次搁浅，暴露出中方企业把握国际投资环境的不足。较之国内投资，国际投资的环境相对陌生，影响因素亦更为复杂，在当前中国缺乏保护海外投资的专门机构和相应力量的形势下，对国际投资环境评估的“毫厘之谬”，就可能造成投资收益上的“千里之差”，中国高铁输出对墨西哥投资环境的错估，就是一个缩影。
第三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墨西哥政府对中国高铁输出的警惕。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技术援助，往往附带苛刻的政治、经济要求。今天，中国以低廉的价格获取高铁的修筑权，可能引发所谓的“中国高铁威胁论”——修筑高铁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渗透”？这同样可能成为左右墨西哥政府高铁决策的关键因素。
技术社会学理论认为，技术的生长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政党和民众意愿等主观因素，同样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高铁优势与海外输出困境之间的反差说明，技术成熟度与需求牵引并非决定技术转移的全部因素。
有鉴于此，中国高铁的技术输出，既要有需求的对接，也要有文化和心理的对接，必须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全面了解所在国家的历史传统、制度安排、媒体舆论、消费倾向乃至风俗习惯，从而制定灵活的战略。比如，在汽车文化高度发达的欧美社会，乘坐高铁意味着对自由出行的弱化，因此，实现高铁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无缝链接，提供可替代自驾行的一站式公共交通服务，应当成为中国高铁输出欧美的必由之路。
对中国周边国家，构建以中国为起点的高速铁路网络，必须摆脱“朝贡体系”传统和“文明中心主义”思维的桎梏，以包容、开放的态度，规避高铁出口可能遭遇的跨文化障碍，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开展高铁合作。
中国高铁走向世界，还可能引发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针对那些对中国高铁存有疑虑和警惕的国家，中国应当更积极而耐心地阐释自身和平发展的意图，中国高铁输出与中国制造的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经济行为。
中方在清晰表达其在高铁开发中走合作共赢道路的同时，应以务实的做法，广泛吸纳输入国的技术精英、行政精英，参与高铁的设计、研发与运营维护，共同把高铁产业的蛋糕做大，使高铁输出的利益尽可能地惠及当地普通民众。
（作者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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