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能改变吗？
译者 高文慧
《
青年参考
》（
2014年11月19日
40
版）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三的人会在25至40岁之间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里，四位作家讲述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
富兰克林·阿多：我只是个特例
多年来，我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进步”只是表面上的进步。我出生于厨师世家，是全家第一个大学生，理应享受最高的薪资和社会地位。我坚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凭能带来一份好工作。然而，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在毫无野心地兼职打零工，这让我的自信心大受打击。
申请研究生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家庭出身对人的影响。英国研究生学费至少要5000英镑，最高可达1.7万英镑，像我这种工薪阶层很难负担得起。尽管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社会等级。硕士学位被严格控制，理由是“多了就不值钱了”。现在，我很幸运地得到了私人捐助，正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为了“金主”努力学习，有望继续读博士。
但我知道，我只是个特例，多数人改变现状的机会微乎其微。出身较差的人的发展受阻，只能寄居在城市的狭窄边缘，艰难地生活着。
阿奇·布兰德：“土豪”二字写在脸上
我无法否认“土豪”这一称号：我的教名有一长串，其中之一是Archibald（译者注：通常是法国和德国贵族男性的教名）；我的一些亲戚认为“on”的反义词是“orf”；家人聚会吃的野鸡是同桌之人亲手打来的……我并不对此感到自豪，但这是事实，“土豪”二字就写在我的脸上，否认它没有任何意义。我的信条是，不羞耻，不否认，不利用。
但是前不久，我看到一段自己18岁时的视频，我被吓坏了，也意识到自己改变了多少。这种改变从发型到口音：前者已经不那么蓬松浮夸了，后者则少了一半象征贵族的多余的T。我自己对此毫无察觉。
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臭有钱的”。历任女友在第一次去我老家参观时，都会眯起眼睛说：“哇哦，你真是有钱人。”我仿佛能听到她们钱包里仅有的几枚硬币掉在地板上的声音。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也没有特别显摆。我没有加入布灵顿俱乐部，只是随心所欲地生活和工作，交想交的朋友，养想养的狗。和很多人一样，我的政治观也是对现实深思熟虑的结果。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左派思想和家族成员背道而驰，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并非所有同学都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与智商无关，与18年来的个人经历有关。
我觉得很难做到“不羞耻，不否认，不利用”。我有些羞耻，不想让人知道我的家世，也经常刻意掩盖口音，最糟糕的是，我确实在利用这一优势。我发誓不是故意的，但还是给人一种“我很聪明”的印象。因为我可以对不确定的事情，很淡定地胡说八道。
艾丽斯·奥基夫：中产阶级的奢饰品梦
前不久，我和朋友卢在北环工业区的一家游乐中心聊天。我以前不喜欢这种庸俗廉价的地方，现在已经妥协，甚至有些喜欢了。卢说她决定用Farrow & Ball油漆装饰新家。这个牌子非常贵，堪称液体黄金。卢已经有了第三个孩子，她和男友在伦敦郊区买了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卢是一名教师，她男友是位爵士乐手。“我们都快入不敷出了。”孩子们在塑料球池里激战正酣，卢说，“很可笑吧？”
我喝了口咖啡，想了半天。为了买名牌油漆搞到自己快破产，是很可笑，但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
对于卢和我来说，生活中很多事情跟我们期待的不同。在绿树成荫的街道有一栋房子，去国外度假，月底有存款——这些对中产阶级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奢侈品。我们慢慢接受了这一点，不敢有任何抱怨。
但我们的灵魂深处还是无法接受，仍然把自己定位很高，觉得孩子们应该在自家花园玩耍，而不是游乐中心的球池，周末应该修剪花草，餐桌上应该有吃不完的烤肉。尽管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只能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坚持己见，可能没人能发觉，但自己非常安心，比如买生物降解尿布，买有机蔬菜，甚至是昂贵的油漆。
这场奢侈品梦迟早要醒的，但不是现在。“不，亲爱的，”我说，“一点都不可笑。”
理查德·西摩：可耻的工人阶级
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凉风习习，乳白色的路灯光线昏暗地洒在地面，旧屋的桌上摆着小份的果冻和廉价糖果。我仍然记得，那天是我的五岁生日。
80年代初，父亲丢掉了酿酒厂清洁工的工作。当时，英国内阁大臣谭百德劝失业者“骑上自行车”去找工作。父亲果真买了把梯子，拴在自行车上，骑着车子去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的豪华庄园做清洁工。偶尔我会跟着他一起去，透着沾满肥皂水的窗户，偷看金碧辉煌的房间。那时我才明白，原来这就叫“富有”。
那时，班里曾经搞过一个可笑的比赛，叫做“父母哪件消费品令你印象深刻”。有同学自豪地说：“我家有个能用遥控器控制的DVD！”穿Hi-Tec牌运动鞋就像“流浪汉”。对我们来说，工人阶级是一种可耻的身份，人人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几乎没有人能实现。
14岁家庭破裂后，我的中产阶级梦想彻底破灭。社会福利、法庭监护成为那段时期仅存的记忆。幸好有贵人相助，外加一点运气，我逃到了伦敦读大学。
上大学后，我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为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感到自豪。但在客服中心和办公室工作多年后，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
2003年我回学校继续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当我发现写专栏可以赚钱时，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成了一名中产阶级作家，虽然赚钱不多，但自由快活。
现在，即使我穿着Hi-Tec运动鞋，你也无法赶上我的步伐。
英国《卫报》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三的人会在25至40岁之间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里，四位作家讲述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
富兰克林·阿多：我只是个特例
多年来，我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进步”只是表面上的进步。我出生于厨师世家，是全家第一个大学生，理应享受最高的薪资和社会地位。我坚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凭能带来一份好工作。然而，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在毫无野心地兼职打零工，这让我的自信心大受打击。
申请研究生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家庭出身对人的影响。英国研究生学费至少要5000英镑，最高可达1.7万英镑，像我这种工薪阶层很难负担得起。尽管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社会等级。硕士学位被严格控制，理由是“多了就不值钱了”。现在，我很幸运地得到了私人捐助，正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为了“金主”努力学习，有望继续读博士。
但我知道，我只是个特例，多数人改变现状的机会微乎其微。出身较差的人的发展受阻，只能寄居在城市的狭窄边缘，艰难地生活着。
阿奇·布兰德：“土豪”二字写在脸上
我无法否认“土豪”这一称号：我的教名有一长串，其中之一是Archibald（译者注：通常是法国和德国贵族男性的教名）；我的一些亲戚认为“on”的反义词是“orf”；家人聚会吃的野鸡是同桌之人亲手打来的……我并不对此感到自豪，但这是事实，“土豪”二字就写在我的脸上，否认它没有任何意义。我的信条是，不羞耻，不否认，不利用。
但是前不久，我看到一段自己18岁时的视频，我被吓坏了，也意识到自己改变了多少。这种改变从发型到口音：前者已经不那么蓬松浮夸了，后者则少了一半象征贵族的多余的T。我自己对此毫无察觉。
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臭有钱的”。历任女友在第一次去我老家参观时，都会眯起眼睛说：“哇哦，你真是有钱人。”我仿佛能听到她们钱包里仅有的几枚硬币掉在地板上的声音。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也没有特别显摆。我没有加入布灵顿俱乐部，只是随心所欲地生活和工作，交想交的朋友，养想养的狗。和很多人一样，我的政治观也是对现实深思熟虑的结果。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左派思想和家族成员背道而驰，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并非所有同学都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与智商无关，与18年来的个人经历有关。
我觉得很难做到“不羞耻，不否认，不利用”。我有些羞耻，不想让人知道我的家世，也经常刻意掩盖口音，最糟糕的是，我确实在利用这一优势。我发誓不是故意的，但还是给人一种“我很聪明”的印象。因为我可以对不确定的事情，很淡定地胡说八道。
艾丽斯·奥基夫：中产阶级的奢饰品梦
前不久，我和朋友卢在北环工业区的一家游乐中心聊天。我以前不喜欢这种庸俗廉价的地方，现在已经妥协，甚至有些喜欢了。卢说她决定用Farrow & Ball油漆装饰新家。这个牌子非常贵，堪称液体黄金。卢已经有了第三个孩子，她和男友在伦敦郊区买了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卢是一名教师，她男友是位爵士乐手。“我们都快入不敷出了。”孩子们在塑料球池里激战正酣，卢说，“很可笑吧？”
我喝了口咖啡，想了半天。为了买名牌油漆搞到自己快破产，是很可笑，但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
对于卢和我来说，生活中很多事情跟我们期待的不同。在绿树成荫的街道有一栋房子，去国外度假，月底有存款——这些对中产阶级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奢侈品。我们慢慢接受了这一点，不敢有任何抱怨。
但我们的灵魂深处还是无法接受，仍然把自己定位很高，觉得孩子们应该在自家花园玩耍，而不是游乐中心的球池，周末应该修剪花草，餐桌上应该有吃不完的烤肉。尽管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只能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坚持己见，可能没人能发觉，但自己非常安心，比如买生物降解尿布，买有机蔬菜，甚至是昂贵的油漆。
这场奢侈品梦迟早要醒的，但不是现在。“不，亲爱的，”我说，“一点都不可笑。”
理查德·西摩：可耻的工人阶级
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凉风习习，乳白色的路灯光线昏暗地洒在地面，旧屋的桌上摆着小份的果冻和廉价糖果。我仍然记得，那天是我的五岁生日。
80年代初，父亲丢掉了酿酒厂清洁工的工作。当时，英国内阁大臣谭百德劝失业者“骑上自行车”去找工作。父亲果真买了把梯子，拴在自行车上，骑着车子去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的豪华庄园做清洁工。偶尔我会跟着他一起去，透着沾满肥皂水的窗户，偷看金碧辉煌的房间。那时我才明白，原来这就叫“富有”。
那时，班里曾经搞过一个可笑的比赛，叫做“父母哪件消费品令你印象深刻”。有同学自豪地说：“我家有个能用遥控器控制的DVD！”穿Hi-Tec牌运动鞋就像“流浪汉”。对我们来说，工人阶级是一种可耻的身份，人人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几乎没有人能实现。
14岁家庭破裂后，我的中产阶级梦想彻底破灭。社会福利、法庭监护成为那段时期仅存的记忆。幸好有贵人相助，外加一点运气，我逃到了伦敦读大学。
上大学后，我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为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感到自豪。但在客服中心和办公室工作多年后，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
2003年我回学校继续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当我发现写专栏可以赚钱时，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成了一名中产阶级作家，虽然赚钱不多，但自由快活。
现在，即使我穿着Hi-Tec运动鞋，你也无法赶上我的步伐。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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