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噪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噪声作为一种环境现象，其存在具有广泛的生物学、社会学乃至“道义”根基，这便是人类与之斗争千百年，却始终难有太大作为的原因。

    上千年的接触认知，数百年的控制尝试，几十年坚定的科学研究和法律制裁，噪声依然是人类的心头之患。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环境问题却得到了更好的控制，包括：恶臭（百年前是最严重的城市问题），放射性污染，以及在20世纪令臭氧层一度告急的氯氟化碳。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差距？为什么直到今天，在所有污染物中，惟有噪声依然是你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呢？

    人耳对惊扰太敏感

    就大的噪声而言，我们的生理反应根深蒂固。人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化为一种预警系统，这决定了噪声必然是令人烦躁的。鼻子对烧焦的味道是什么反应，耳朵对噪声就是什么反应。这种感受是极难忽略的，所以，音乐中的不和谐也会有令人不安的特质。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当噪声出现时，我们的下意识反应是将其隔离，并控制在一定区域内。

    另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人类听觉器官的惊人敏感性，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察觉到空气或水中最轻微的能量流动，不管是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还是一棵风中的树，就算是它们以最细微的能量转化而成的声波，我们都能清楚地将其捕捉到。

    人类听觉器官的反应是非线性的，这使情况更复杂。不可避免的是，即便移除了90%的噪声，我们也基本注意不到；与之相比，只要能控制住九成的垃圾、氯氟碳化合物乃至盗贼，就算是大功一件了。对那些为噪声所苦的人、房屋乃至社区来说，不达到百分之百完美是不行的。隔音做得再棒的建筑，哪怕有一扇窗户破碎，其给人的感觉也不会比一座胡乱搭建的茅屋好多少。类似地，只要有下面任何一样东西出现，最静谧的乡间公路也会失去安宁：不合适的空调、灵敏过头的汽车报警器、立体声音响乃至路人的随身播放器。

    噪声实为权力之源

    噪声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它难以得到控制的原因之一。噪声是噪声制造者的权力来源，与海报不同，它无法被忽略。各种社会组织成员——掌握权力或为之奋斗的，均以噪声为工具：摩托车手、运动员、赛事观众、人群管理者……从雷霆万钧到教堂圣乐、喧闹“小夜曲”，从小号到留声机、扩音器、历史从来如此。从喜爱抽水机发出尖叫的矿工，到手提录音机和音响的时尚潮人，再到在饭店里冲着手机喊叫的游客，噪声是很多人刻意的追求。

    噪声权力的反面是，谁要是抱怨它，谁就会被当做是软弱的。这一点适用于反噪声人士。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法像大选期间的政治家一样沿街巡游，通过扩音器吼出“少制造些噪声”的呼吁；他们自然而然地被大多数人视作一群与时代脱节的、百无一用的家伙。

    保持安静是表达善意的最谦逊方式。一个安静的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回报只是不被他人打扰，这和被外界忽略差不了多少。即便是与噪声对抗多年的专业人士，也常常不得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一种安慰，在悄悄完成任务后自我褒奖。2003年，英国开通了远离居民区的M6收费公路，这意味着受高强度噪声影响的人大幅减少。可是，据说这种改革反倒招来了更多投诉。原因就在于，少部分痛苦略微加剧的人纷纷发出投诉信，至于大多数痛苦指数下降的人，你根本不能企盼他们写来感谢信。

    沉寂比喧嚣更可怕

    传统社会里，人们朝九晚五，居住在各自的社区，晚上十点半酒吧关门，所有人在午夜前均已入睡。因此，在夜间控制噪声可谓轻而易举。而今，人人都有了制订自己作息时间的权利，所以，就“噪声”的定义取得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噪声类型达成共识也困难非常。

    我们会为居住在一个没有垃圾的世界兴奋不已，但在一个没有噪声的世界里，谁都不可能真正的轻松自在。我们中的许多人，难道不是疯狂地迷恋狂欢派对、大马力汽车、超音速客机甚至是清晨响起的震耳鸟鸣吗？难道我们不需要电铃、警报器和汽笛吗？

    的确，当我们肆无忌惮地欣赏摇滚乐，或是与同好三五成群地欢歌劲舞时，我们正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选择凌驾于他人之上。简而言之，一个人表达自我、快乐生活的权利，是无法与他人享受宁静的权利完美共存的；即便如此，二者都是不容抹杀的自由。

    在“何为噪声”的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今后恐怕也永远不会达成。

    节选自《吵！噪声的历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9月。正副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