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医学天才的反法西斯战争

    医学研究可以造福普罗大众，也可以为少数侵略者服务。身陷纳粹德国统治下，两名智勇兼备的流行病学专家选择以科学家的方式，向当局的野心发动秘密战争。

    斑疹伤寒曾在这颗星球上肆虐数个世纪，夺走了无数条生命。让人欣慰的是，历史作家亚瑟·艾伦告诉我们，现在，这种疾病已得到有效控制——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其根除，“在一些寒冷、穷困的地区，如南美、北非甚至俄罗斯，致病菌落依然在暗处蠢蠢欲动。”

    若非艾伦引经据典，你恐怕难以想象，在3/4个世纪前的欧洲，二战激战正酣之时，斑疹伤寒几乎是不治之症的同义词。以细小的吸血昆虫为媒介，当士兵、难民和其他身陷困境者身心疲惫、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无法得到保障时，它便引领着死神悄然来到。

    彼时，第三帝国的许多士兵染上了这种疾病，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遭受灾难性失败后，希特勒及其手下开始担心，他们的部队即便不被盟军的子弹消灭，也会死于斑疹伤寒之手，开发一种既有效又能大量投产的疫苗遂成当务之急。这就是艾伦打算给我们讲述的一段传奇——《魏格尔博士的神奇实验室：两名勇敢的科学家与斑疹伤寒和纳粹抗争的故事》。

    标题和副标题都可能误导读者，也许这并非艾伦的本意。“神奇实验室”看上去和某些科幻色彩十足的东西有关，副标题又会让人想象两位科学天才通力合作，欺骗独裁者的景象。实际上，鲁道夫·魏格尔的实验室并不神秘，战争爆发很多年前，卢德维克·弗莱克确实在魏氏身边做过助手，但在书中主要情节发生时，他们并不在一起工作，且少有交流。

    魏格尔虽是“德意志民族的孩子”，但他是在波兰城市罗乌（今乌克兰利沃夫）长大，“波兰文化在当地处于主导地位”。弗莱克有犹太血统，比1883年出生的魏格尔小13岁。

    作者如此描述两人的遭遇：“一个犹太人，一个波兰人，在战争开始后，都深陷纳粹政权的体制中，遭受后者奴役。但即使是奴隶，也分三六九等。”魏格尔的工作是为德军医疗部门服务，医治前线军人。弗莱克则受命于党卫军的医生，几乎卷入种族灭绝和大屠杀。魏格尔曾将形影不离的监视者描述为“我的年轻同事”，弗莱克则痛斥顶头上司为“蠢货”。

    20世纪30年代，魏格尔已是研究斑疹伤寒的权威，可以提供产量有限但很管用的疫苗。德军1941年占领罗乌后，特派员赫尔曼·爱埃尔受命接管魏格尔的实验机构。爱埃尔是个“在道德层面很难盖棺定论的人”，一方面，他“为纳粹提供高效的服务”，另一方面，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勇气可嘉的公民。”至于魏格尔，当被勒令给侵略者服务，“他面对的是严峻的选择：自杀或合作。”“直到发现爱埃尔值得信赖，他才决定继续工作，把自己伪装成纳粹的同路人，只是从不接受那些家伙的赏赐。”

    一批男人和女人被送进实验室，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别称是“饲养者”，每天都要忍受虱子吸血带来的苦楚——这是制作疫苗的第一步。如果不成为实验对象，等待着他们的可能是毒气室和焚尸炉。事后，有幸存者写道，“我们是个大家庭，虽然藉此换取的酬劳如此微不足道，哪怕与献血者相差甚远，但为魏格尔工作是荣誉的象征。”艾伦指出，这也是一项挽救生命的工程，“饲养者们是如此宝贵，足以在纳粹的杀人机器面前存活”。

    谁也不知道魏格尔是否思考过自己该不该为外来之敌效劳。我们知道的是，他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和艺术家，从他的实验室走私出去的数千支疫苗则流向了贫民窟。

    弗莱克是犹太人，作为研究斑疹伤寒的专家，纳粹决定对他网开一面。他先是被带到奥斯威辛的实验室，然后又被送往布痕瓦尔德，在党卫军的病毒和斑疹伤寒研究部门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同为囚犯的欧根·科贡，“一个坚信天主教的人文主义者和记者”。受科贡激励，弗莱克开始生产假疫苗，并巧妙地躲过了监控。战后，科贡坦言，“我们给当局提供两类疫苗：一种无毒无害，只是没有功效；另一种疗效显著，但生产出的剂量非常小；前者被送往前线，后者则用来医治身处困境的同志。这种秘密行动一直持续到集中营获得解放。”

    纳粹分子时刻幻想着自己高人一等，却被罗乌和布痕瓦尔德的科学家摆了一道。1957年，在魏格尔的追悼会上，有人如此追思这位了不起的男士：“鲁道夫·斯特凡·魏格尔改变了虱子，后者本是肮脏、痛苦和厌恶的代名词，却在他手中化作科研和拯救生命的工具”。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