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领袖，权大未必功高

    20世纪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治强人的权力和成就往往不成正比；那些看似弱势、曾饱受挫折的领袖，却有更多机会实现大业，青史留名。

    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简单地将领袖人物定性为“软弱”或“强硬”，已成为根深蒂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阿奇·布朗也受到这种成见误导。而事实上，那些长居于政府、政党或国家权力中心的人未必是最成功的，权力过大往往让很多表面上强硬的领袖目光短浅、昏招迭出，还可能催生导致重大危机的战略。

    20世纪，无数政治强人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希特勒为开辟东方战线而入侵苏联，加速了他在二战中的失败；波尔布特排除异己，一心想对柬埔寨进行彻底的改造，结果造成200万人丧生。由此观之，“领袖的个人权力过大，更容易诱发失误、造成灾难，甚至酿成大规模流血、杀戮”。相比之下，主动去适应环境、临危受命，以及那些需要不断和同僚斗争的领导人，反倒经常能实现在国内政坛或外交场上的目标。

    这就是布朗在新著《强硬领袖的神话》中阐释的核心观点，听上去有些反直觉，但确实得到了充分论证。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作者同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交谈，令该书不仅凭借广博的知识，还有丰富的实例而引人入胜。作为苏联问题和冷战史专家、牛津大学名誉教授，布朗的理论在任何政体下都能自圆其说。他盘点了众多名人的真实经历，墨索里尼、卡斯特罗、罗斯福、戴高乐、曼德拉……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其中几位的故事吧。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位置时，是“老人政治局”里最年轻的成员。彼时，这个超级大国连续失去了3位领导人，“迫切需要一位不会上任就死的领袖”。

    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根基不牢，起初，谁都不相信他能完成终结苏联体制的激进改革。布朗指出，“削弱习惯了集权的机构是危险的。执政前几年，每当戈尔巴乔夫打算推出新的改革措施，他都得小心谨慎地取得身边人的同意。政治局委员们可以自由发言，表达与总书记截然相反的意见，所以，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间比勃列日涅夫时代长了许多。”

    “即使在促进政治日程激进化时，他也要巧妙地使不妥协者平静下来。”非常罕见地，苏联的领袖需要更多地依靠智慧和口才，而非意志和命令来达到目的。布朗小结称，“戈氏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强硬领导’……他甘心做出策略上的退让并接受批评。他特别不符合苏联政治环境下的强人形象。”

    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的政治体制，而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尽管二者致力的方向不同，他们都擅长从弱者位置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改革，最终促成超凡的改变。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邓于1969年被下放到农村，4年后回北京复职，仅过了两年又被冷冻。1977年，邓小平重新掌权，会见美国国务卿时，他开玩笑说，自己之所以名声在外，就在于曾在政治上经历“三起三落”。

    邓当时不是中国国家主席，也未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布朗写道，“1957 年，毛泽东曾告诉赫鲁晓夫，这个‘聪明的小个子’必定有‘灿烂的未来’。毛看得很准，但他未必料得到，邓会在他去世后引导中国走上一条新路。”布朗强调，“终于登上一个可以发话的位置后，虽然依旧不具备独断的权力，邓小平还是促成了改变中国经济体制特色的改革。”

    谈到英国，对两位分属对立政党、都以强硬姿态示人的政治家，布朗的评价就没那么高了。1937年至1940年任首相的张伯伦，“傲慢而缺乏好奇心”，通过把最好的外交事务专家赶出政府和保守党（这些人批评张伯伦对纳粹的姑息），控制了政策制定的全过程。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进行臭名昭著的慕尼黑谈判时，“没带外交部的任何高级官员，而是带了贺雷斯·威尔森爵士，贺氏的专长是处理产业纠纷，在外交领域纯属门外汉”。

    60年后，年方43岁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在竞选中完胜，成为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英国内阁首脑。正如布朗所提到的，跟以往的强硬领袖一样，布莱尔踢走了批评者。“他告诉一名对伊拉克战争持保留态度的官员：‘你是张伯伦，我是丘吉尔，萨达姆是希特勒’。”这个极端自我中心的比喻，最终被证实是荒谬的。布朗引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英国）这个盟友很了解阿拉伯世界、深谙阿拉伯文化，却没有劝阻美国对伊拉克采取更明智的行动”。

    通过鲜活的描述，布朗让读者看到：政治强人往往被附加上神话，掩盖了他们在智力和性格上的弱点；相反，看似软弱的领袖可能隐藏着力量，最终成就大业，令世界瞩目。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