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不再为南非曼德拉党投票

    1994年4月26日，南非第一个后种族隔离民主选举日，我驱车行驶在从明尼亚波利斯到芝加哥的路上，租来的车里挤满了来自明尼苏达州各大学的学生。我们的目的地是芝加哥南非领事馆，到那儿我们将参加有生第一次选举投票，而我将我的一票投给了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政党——非洲国民大会。

    我们也许错过了远在家乡的第一次民主胜利带来的欢呼雀跃，但我们决心不被历史遗漏。对我而言，这一时刻尤为辛酸：我从出生之时就不在南非生活。我父亲19岁的时候离开南非，直到1993年在他53岁的时候回到故乡。

    1994年的那一天，在芝加哥南非领事馆，我们是一群衣冠不整的大学生，却受到皇室般的礼遇。要不是那一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进入那栋大楼。作为南非黑人，领事所处的外交世界将我们拒之门外。但那一年，一切都变了。我的家人终于回家了，就住在南非。我的母亲是这个国家屈指可数的资深黑人会计师之一；我父亲致力于发展过渡时期基金会，以扶持非盈利机构在新的民主国家中繁荣发展。我最小的妹妹在德班一所高中念书。

    那天晚些时候，我打电话回德班，小妹接了。我兴奋地问：“那边怎么样？”虽然妹妹只有15岁还不到可投票年龄，她却告诉了我想知道的一切情况。“太奇妙了！真希望你在这儿！”她描述了投票现场：慷慨激昂的人群，有人欢呼，有人担心大家误入歧途；欣喜若狂的老年白人妇女迫不及待地插队。妹妹清脆的童声就像泡泡糖一样甜美，仿佛风中散落的点点繁星透过电话线传过来，令人陶醉。

    德都的家里高朋满座，亲朋好友通过电话与我分享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后，父亲接过电话。我死死抓住话筒，就好像那股力量能带我穿回家乡的客厅。“你现在在芝加哥？”父亲问。“是的，爸爸。”我回答，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好样的，”他说，“我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

    然后我们沉默了片刻，忽然不知该说什么。接着，他说了我一直期待听到的话。“我们做到了，我的孩子。”然后他笑了笑，似乎不太敢相信，不自然地、近乎低语地说：“我们自由了。”

    芝加哥的那张投票为我在史册上留名。它标志着我在新纪元之初的新兴国家也有一席之位。

    从那时起，万象更新。我们的村庄通水通电，宽阔的道路铺砌一新，社区新楼拔地而起。不过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我的表亲们忍受着糟糕透顶的教育，还有很多人遭受过强奸和性侵的伤害。

    非国大发展壮大，日益垄断和侵占国家资源，不知是为了满足领导个人需求还是为一党之便。更糟糕的是，为了保护总统雅各·祖玛从纠缠不清的各种丑闻中脱身，非国大甚至试图利用它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优势修改法律。

    尽管我已对那些解放了我们的人失去信任，但我依然对我们来之不易的民主兴奋不已。南非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选举重要，公民行动更重要。二十年前，当我投出选票时，我是一个心怀感激的青年人。今天，我再次站在投票台，我是一名有资产的公民，作为一位母亲、一个女人，我关心我们国家所有女性的安全，作为一个黑人，我愿意有尊严地与其他白人同胞和睦共处。

    非国会仍将轻而易举地获胜。尽管如此，我依然凭着良心投了反对票，不看过去，只为将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