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成为变性人

    我们生而被赋予某种性别。有时这种指派并不符合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我们需要新的空间，可以允许我们拥有真实的自我身份认同。我并不是生而为男孩，我是被指认为男孩。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改变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对待我们变性人的既定观念十分关键。

    自我认同焦虑的最早出现在在我5岁的时候。我习惯于用T恤缠头，享受着布料垂到背上的感觉。我妈妈奇怪地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头上包着件T恤？”我回答道：“妈，这不是T恤，这是我的头发。”

    在菲律宾长大的我15岁那年参加了一个变性人选美大赛。在亚洲文化中，由于佛教女神崇拜，性别的可变性和流动性已经成为几千年来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观音、印度教女神hijra等，阳痿的男人和不孕的女人们都会来拜求她们。

    尽管我生活的国度存在这种对待性别微妙的不同理解以及选美文化，但在许多国家，性别的可变性被人们接受却不被法律认可。

    我个人生命的转折点是在2005年，我拿到美国公民身份的前一年。我在日本旅游，依然持菲律宾护照，上面标记着我原来的男性身份。我被带到出入境办公室，被盘问了数小时。菲律宾法律不允许公民改变他们的性别，所以我的菲律宾朋友们和我一样，每一次旅行的时候都会经历这种折磨——实在太不人道了。

    当我第一次来美国做模特的时候，我最终获得了改变自己名字和性别标记的机会，我兴奋地感到我的外在自我终于和内在自我一致了。时间一长，我开始意识到还有很多事要做，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成立了性别平等组织，希望能够建构一个让每个变性人能获得自我身份认同，而不会受到太多外界阻力的世界。

    在大多数西方社会，性别观念非常古板严苛，但随着司法体系的改革进步，变性人也能够获得一些有限的权益保障。

    东西文化天差地别，我希望性别平等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视点。挺身而出争取变性者平等权利的抗争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我时常受到这些先驱者的感染鼓动。我相信，对于变性议题更加成熟和深入的理解将会搭建一个桥梁，引导人类通向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性别的道路。这种更加深刻的理解始于我们对生活于斯的社会文化制度的自觉和反思，这种社会文化制度在我们出生之时就赋予我们某个“适当”的身份和性别期待。

    在今天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我们对待性别的观念和态度也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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