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干涉行动常是“亏本生意”

    尽管经常失大于得，西方列强还是在遥远的异国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局部战争。它们对干涉主义乐此不疲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心理和决策机制？

    在《遥远之地的小战争》一书中，曾获塞缪尔·约翰逊奖的历史作家迈克尔·伯利，回顾了英法帝国主义者在非洲和亚洲的种种暴行，以及美国怎样为了打击共产主义而不择手段。

    据作者调查，1945年至1965年间，主要的国际战争背后多少都有美英法的影子，那些反殖民主义叛乱则总是与苏联有关。他将笔墨集中在最动荡的20年里，认为大部分战争都是毫无意义且极具破坏性的。虽然对阻止冲突发生或修复双方的裂痕并无兴趣，本书对战争背后的动机和利益做了相当深入的评价，甚至试图站在叛乱者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怨恨。

    反叛乱经验无法被复制

    伯利曾出版过《第三帝国：一部新历史》。在新书中，他从二战结束时日本统治的崩溃写起。“旭日之国”破坏了老牌列强的既有殖民体系，导致那些国家迟迟无法在从前的殖民地上重建新的统治。伯利以篇章为单位写作，每章只写一场冲突，看上去缺乏明确的主线，但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用几句话就概括出相关政治和军事决策是如何产生的。

    在作者反复书写的这段历史中，一些冲突或者没提，或被一笔带过。例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反对葡萄牙宗主国的起义。怎么写，写什么，固然是作者的自由，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伯利的解释是“我更喜欢对题材做深度挖掘而非泛泛而谈”。确实，就战后在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和马来亚发生的某些鲜为人知的冲突，作者不仅进行了叙述，还对战后重建问题加以关注。总而言之，伯利整合了大量材料，帮助读者了解冷战早期的政治和军事博弈。

    可贵的是，伯利对美国实施的反叛乱行动进行了集中点评。在他看来，从战术上效仿从前的经验并不可取。例如，英国在马来亚取得的有限“成功”是建立在几次损失巨大的惨败之上。到了越南，他写道，“事实上，在马来亚，共产主义叛乱分子多为华裔人士，而该地区的主要人口也是华人，越南的情况与之大不同。”我们无法从特殊地区的个别冲突上得到指导日后争端的经验。较之历史轨迹，每个国家相去甚远的环境更容易影响战争的结局。

    本书强调，当年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是“反复批评，人云亦云，由非理性的危言耸听引起的结果”，而非基于全面、理智的政治分析的产物。殖民地当局总有煽风点火的动机，希望西方大国对叛乱分子中的共产主义者产生特别的恐惧。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则倾向于设想一种从来就没出现过的局面——共产主义一统天下。正因为如此，不管成功几率如何，美国依然顽固地支持欧洲盟友，随后又不顾国家差异，将共产主义力量视为铁板一块——伯利强调，对“共产主义唯一性”的假设，是美国决策层犯下的重大错误。

    自由帝国主义带来负累

    1956年，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企图阻止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伯利多次提到，“因为对埃及近代史知之甚少，（英国）才会认为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那场危机中，艾登没有意识到国际形势已经变化，而英国早已脱离头等强国之列。

    作者把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美国对越南事务的“热心参与”放在最后。鉴于华盛顿在中东战争中公信力动摇，当时有人信誓旦旦地警告称，如果在东南亚采取绥靖政策，会导致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威信进一步降低。伯利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英国和法国反对升级越战，戴高乐是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倡导者。因此，这些说法全是谎言。”

    伯利对所有事件涉及的政府和领导人都没有口下留情，也未对其加以妖魔化。一如他在引言中提到，“我没想着再现历史，更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粉饰任何一方的行为”。

    伯利相信，美国“错误地采取了自由帝国主义，失去很多却获利甚少”。同时，他不厌其烦地运用了大量篇幅，去解释华盛顿为什么会作出看似愚蠢的决策。也许，历史还会重复其自身，如今，我们依然无法阻止在遥远的地方，因为浮躁而引起几场不必要的小型战争。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