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为何组建“国安委”？

    国家安全委员会让各国领导人可以与他们最亲密的密友关起门来，共同讨论可能会对国内公众或国际立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这是对部分核心执行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凌驾于政府其他部门之上，所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制度回应。

    近来，中国和日本鲜有共同之处。但在一个领域，两国似乎正沿着类似的道路前进——中日两国正致力于设立新的、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协调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事务。原因何在？

    日本终于决定设立一个职责明确且得到立法支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过去，日本曾多次尝试设立这样一种机构，但这一次的设计要比以往更有分量，也更具战略性。

    在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未来将设立一个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核心成员领导、类似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体，以帮助促进领导班子的工作，并加强外交部和国防部的日常职责。中国外交人士解释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的常规工作包括各种各样的全局性决策，迫切需要在核心层面进行更有力的协调，包括就海上纠纷等紧急且迅速演变的局势提供指导。

    将部分外交和国家安全决策集中在日本首相和中国国家主席手中的决定，正因为国内和国际因素而得到增强（在亚洲地区，澳大利亚也已采取措施，设立规模较小的协调机构，例如总理办公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像韩国在总统办公室“青瓦台”设立的类似机构一样）。

    这是亚洲的一种宏观趋势：将协商和决策工作纳入总统或总理办公室，以更好地应对亚洲迅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各国类似举措的原因各异，而且相当复杂。在更大程度上将权力和决策集中在领导人及其最信任的部下手中，这反映出人们对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产生了持续的需求和期待——快速反应对于有效形成政策越来越重要。以前，各国政府可能要等到危机发生数日或数周之后才做出回应，并希望不会遭到媒体的抨击，这种日子已经过去。如今，各国非常重视及时回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集中协调为及时和有效的应对带来了可能性。

    接着是政治信任的问题。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亚洲范围内加重，外交政策表现与国内政治看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海上安全问题或日益扩大的监听丑闻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不起重大意外和失误的后果。因此，各国首脑强烈希望让有时相互不甚理解（并且经常相互怀疑）的机构和部门共同参与决策。很多政治部门或许不可避免地对外交部和国防部怀有戒心。很多部门的员工都是职业人员，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结盟行为不为人知，在危机中可能会不按理出牌。各国领导人至少希望，可以选择与他们最信任的密友在一个职责更清晰、权力更集中的框架下探讨复杂问题。

    国家安全委员会让各国领导人可以与他们最亲密的密友关起门来，共同讨论可能会对国内公众或国际立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这是对部分核心执行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凌驾于政府其他部门之上，所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制度回应。

    这种官僚体系创新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于1947年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的，但直到肯尼迪政府时代，该机构才体现出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最近几年，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的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了更重要的职责，不仅是在确定宏观外交政策框架层面，而且还体现在政策实施方面。

    最近几年，这一点在对9·11之后反恐行动的管理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行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亚洲各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和影响力日渐增强之后，也希望设立有效的类似机构，能够直接对接于美国白宫，而不是通过外交部有时冗长的沟通，这种想法在情理之中。因此，看到美国的标杆作用，并感到有必要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有效沟通和与之打交道，亚洲各国的官僚体制创新也就势在必行了。

    综上所述，可能全亚洲现在都发生了这一趋势，进一步集中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做法，可能会扩大至亚洲其他地区。但问题仍然存在：这些新的部门是亚洲变得更不和平的前兆，还是（更确切的来说）预示着一个新的亚洲的出现：能够顺利地应对不可避免的挑战，且出现误会的可能性降低？或者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紧张局势将加剧，但应对能力也将增强。

    作者是亚洲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2009~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