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失导致企业行贿盛行？

    研究反映：制度的缺失是行贿现象盛行的重要原因。与欧美国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腐败现象，正是源于转型时期制度的脆弱和不稳定，尤其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没有完全建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过于强大等。行贿作为企业保护自身产权的手段，弥补了法律制度的缺陷。这种“通过腐败进行现代化”的现象，也在亚洲的印尼、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等地出现。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王裕华最近撰文，讨论了中国企业的行贿行为和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行贿相当于支付额外的费用来购买政府的服务，例如获取经营许可，或保护企业产权等。因此，行贿的数额就相当于政府服务的“价格”。

    王裕华将这个“价格”分解成两个部分：行贿的“成本”和“收益”。行贿的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审计管理的严密程度。一家企业账目越透明，越需要向公众、股东、母公司或监管部门负责，管理者挪用经费的难度就越高，行贿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大。另一方面，行贿的收益则取决于企业所在的市场制度环境。如果企业所在地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维护企业的合法财产，企业就不会有行贿的冲动。相反，如果当地的法规制度不够完善，企业将更有可能向政府行贿来保护自身利益。

    如果这个理论要在中国成立，作者必须找到三个关键数据，分别反映不同企业之间行贿程度的高低、内部审计制度的好坏（行贿成本）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行贿收益）。他使用的是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调查数据，这一调查覆盖了全国30个省区（除西藏和港澳台）120个城市里的12400家企业。

    对于行贿程度的高低，王裕华认为可以从这些企业预算中的“差旅费和招待费”（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或ETC）中反映出来。但ETC不全然是行贿的支出。同样来自宾大的方汉明教授和他的团队曾经在2011年将这些费用分成四类：一是正常的商业花销，二是被内部员工享受的额外津贴，三是“润滑费”，即打通政府关节的贿赂，四是“保护费”，即向税务官员行贿用以降低税费的贿赂。显然，只有第三、第四项才是行贿的花销。因此，作者在定量模型里必须将前两项支出分离出来。于是，两个新的假设被提出：企业的经营市场越广阔，差旅费和招待费就会越高；企业员工工资的比例越高，差旅费和招待费就会越低。作者利用企业经营的地域广度和企业平均工资这两组数据，控制了行贿费用的两个混杂因素。他发现，企业经营的地区范围越大，ETC的确会越高；企业员工工资和ETC则不存在相关性。

    其次，对于行贿的成本，作者利用产权的不同来区分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成熟程度。他认为，由于受到所在国家（地区）的监管，境外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审计在总体上优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而对于被调查企业的多元回归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从相对数值上看，私企、国企和混合型企业所花费的ETC支出，显著高于外资和港澳台企业10个百分点。从绝对数值上看，每年，一个境内企业在ETC上平均要比境外企业要多花4800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ETC花销所占比例为所有类型企业中最低。因此，作者认为自己的模型无法对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作出解释。

    最后，对于行贿的收益，作者以城市为单位衡量了该地方的制度完善程度。他的数据来源是在2005年调查中针对企业经理的一个问题：“在贵公司所有的商业或其他纠纷之中，你们的合同和财产得到保护的比率占总数的百分之几？”比率越高的城市，被视为拥有越完善的财产保护制度。作者发现，这些城市的企业平均ETC支出也越少。也就是说，制度越完善的城市，企业行贿的支出也越少。

    作者总结道，这项研究反映出：制度的缺失是行贿现象盛行的重要原因。与欧美国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腐败现象，正是源于转型时期制度的脆弱和不稳定，尤其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过于强大等。行贿作为企业保护自身产权的手段，弥补了法律制度的缺陷。这种“通过腐败进行现代化”的现象，也在亚洲的印尼、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等地出现。企业行贿行为的差异，则反映了中国政府部门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态度并不公平。王裕华认为，这也是中国国内腐败现象日益加深的重要原因。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