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政治伦理遗产

    暴力造成的非正义不能用暴力来矫正，曼德拉及南非政府很懂这个道理。全面大赦会使宽恕失去意义，也会销蚀一个新的民主社会的核心原则与基石——公民的责任。曾经犯下重罪的人们，需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接受法律的审判。对那些受害者，国家会给予补偿，既然是制度带来的不义，仅仅是真相或忏悔，并不能抚平受害者的心灵。在和平、正义、责任、稳定等价值之间，曼德拉保持了一种平衡。

    12月5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走过了95年的“光辉岁月”。曼德拉被认为是全球公民的典范，他的逝世也让人们再次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南非的“大和解”时代。

    曼德拉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士，也是推动民族和解的有力推手。他之所以能够为世人所关注与铭记，关键还在于他的政治伦理遗产——以法律与宗教来化解以暴易暴的戾气，一个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才有可能。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并非曼德拉一己之力而为，但这毫无减损曼德拉在推动南非打碎种族隔离制度中的功绩。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在人种区分与暴力压制之上。它是仇恨政治的产物。

    在漫长的岁月中，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深入到南非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肤色决定了身份，身份的区隔则滋生了特权，特权又意味着压制，压制最终撕裂了国家和社会。这就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恶性循环逻辑，面对压制，暴力对抗几乎成为“自然”的选择。曼德拉早年也曾经是国大党激进组织“民族之矛”的参与者与领导者，被铺入狱既中断了他可能的暴力革命生涯，也改变了他的“解放”思路。 

    打破种族隔离制度就是一场解放运动。“解放”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平等与正义的社会，打破身份对个体权利的限制。暴力革命即便可以推翻现政府，也未必达到解放的目标。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经阐明了这样的道理。

    曼德拉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放弃了暴力政治学，而选择了宽恕之道。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之后，便开始了民族和解之道。1995年，曼德拉签署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将和解确定下来，并为日后的和解进程提供了法律依据。 

    当时，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很多人已经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与共谋。开启南非的新征程，首先要认清这种制度之害。换言之，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因此，南非建立了真相委员会，大主教图图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真相是对受害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创造一个“场合”让受害者能够将曾经的冤屈与不幸诉说出来。只有当真相大白后，施害者与受害者才能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真相的澄明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忏悔的机会，有些南非人为自己的“旁观”而感到歉疚。他们认识到，正因为自己的冷漠，这种不人道的制度才能够运行下去。 

    没有真相的和解，只不过是另一种压迫。当然，要让人们主动吐露真相也非易事。对于在限定日期内说出真相的人给予赦免，以赦免换真相。暴力造成的非正义不能用暴力来矫正，曼德拉及南非政府很懂这个道理。全面大赦会使宽恕失去意义，也会销蚀一个新的民主社会的核心原则与基石——公民的责任。曾经犯下重罪的人们，需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接受法律的审判。对那些受害者，国家会给予补偿，既然是制度带来的不义，仅仅是真相或忏悔，并不能抚平受害者的心灵。

    和解是解放的核心所在，曼德拉及其政治同盟者奋斗的目标，并不是以黑人专政来取代白人专政，而是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白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这也是南非平稳与和平转型的重要原因。在和平、正义、责任、稳定等价值之间，曼德拉保持了一种平衡。惩罚性的正义，不过是延续既有的黑人与白人隔离与对立而已。南非采取了一种补偿性正义，让黑人享受更加平等的公民权。

    有人认为南非今天的经济增长迟缓，进而指出曼德拉并非英雄云云。首先应该说的是，曼德拉并非神，而是人，是个政治人。曼德拉只做了一届总统便退出了权力场，对于最高权力没有丝毫的恋栈，从而推动南非总统权力交接的有序化。作为新南非的首任总统，曼德拉是在“创造”传统。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南非推进了民族和解而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乱。几十年的制度鸿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曼德拉为和解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也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与路径。

    任何政治家都是权力的“法人”，因此政治家需要自己的职业伦理，不能将权力据为私有，更不用说谋取私利了。曼德拉是一个如托马斯·莫尔一样有乌托邦理想人，卸任之后从事慈善与公益事业，权力没有成为曼德拉的牢笼，因为他是个知所进退的政治家。这也是他作为一流政治家最值得人们反思与琢磨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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