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政客善待媒体也是成就自己
○作者 [美] 希瑟·考克斯·理查森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3年11月27日
3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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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一号讲坛》（The Bully Pulpit），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3年11月，9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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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1943年出生，美国老牌传记作家、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员、普利策奖获得者，曾给数位美国总统写过传记，如《林登·约翰逊和美国梦》、《费兹杰拉尔德和肯尼迪家族：美国的一个传奇》、《不平常的时代：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的二战大后方》、《竞争对手的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才》等。 |
后世对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这两位美国总统评价迥异，不只是两人的性格差异使然，他们对新闻媒体所持的态度更加关键。
1903年，是美国新闻业“进步时代”迈入高潮阶段的起始。大批“扒粪”记者揭露了世纪之交时的腐败，挖掘金钱对政治的恶劣影响，印证普通人对金钱收买公权力的怀疑。彼时，没有文化的工人——包括童工——在艰苦的环境下消耗着青春，经常于工作中失去眼睛、手臂，有时甚至是生命，法律却让大亨们毫无压力地聚敛财富。
这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因此，揭黑报道的大批涌现可谓适逢其时。艾达·塔贝尔、雷·斯坦纳德·贝克、林肯·斯蒂芬斯……众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对企业与政府的种种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加以持续关注，激励了美国公众“重新夺回自己的国家”。
两任总统，殊途同归
在新书《天字第一号讲坛》中，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展现了一幅图表，那上面书写着“扒粪运动”在利用大众意愿促使政治变革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为了说明媒体的作用，她对两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是有才能的领袖，惟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有别，导致一位启动了“进步时代”，另一位则被该运动推进深渊。
古德温以罗斯福和塔夫脱为线索，阐述了政治与新闻的关系。两人都于19世纪50年代末出生于富人家庭，年龄相差13个月，他们的童年却让二者成为相当不同的人。罗斯福的家庭开明，本人则下决心改变幼年时代的虚弱体质，最终成了一位“爆炸式”的领袖，渴望得到各种信息，认为世界是围着自己转的。塔夫脱的父母强调秩序和习俗，他们健壮的儿子在动荡中长大成人，即便如此，由于他本质上十分善良，所以很容易结交朋友。
两人的职业生涯也反映了他们对比鲜明的个性。罗斯福是在行动中成长起来的，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立即投身到纽约州议会的议员竞选中。对公众改革呼声的响应助他迅速崛起。1889年，联邦政府的一纸任命把罗斯福带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结识了塔夫脱。
塔夫脱则有条不紊地在法学院就读，毕业后获得一系列越来越有名望的法官职位。他憎恨政治的争夺和混乱，喜爱法庭上的审议，认为智者据此过滤证据，确定可资适用的法律。
同时，罗斯福的第二任妻子伊迪丝为丈夫提供了他需要的、稳定的家庭生活，而塔夫脱的妻子内莉比稳重的丈夫更喜欢冒险，不断鼓动塔夫脱参与政治。1901年，他当上了菲律宾总督；此后3年，罗斯福任命他为战争部部长。
媒体是进步的催化剂
在追溯罗斯福和塔夫脱进入白宫的旅程之后，古德温探索了他们与以善变的塞缪尔·麦克卢尔为代表的新闻业的关系。麦克卢尔是位狂热的出版商，喜欢通过艰辛的调研和精心的写作，而不是泛泛的谴责来剖析腐败黑幕。在塔贝尔等人协助下，这个志同道合的天才团体揭露了工业繁荣表象下的惊人腐败，揭示了政府官职论价出售、强盗大亨互相勾结令竞争对手破产、工商业老板开心地毁掉工人的健康并毒害消费者、以及劳苦大众对“工贼”的自发反抗。这是全新的报道形式，令中产阶级读者感到震惊，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揭黑记者粉墨登场时，恰逢罗斯福和塔夫脱的从政之路走到关键阶段。罗斯福深知现代媒体能够行使的权力，在自己上升到掌权地位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培育媒体的善意。他为记者们的文章鼓掌，向他们征求建议，破天荒地让他们引用他的话和接触他本人。罗斯福在白宫专门为新闻界的朋友留出一间房，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而且允许记者向他提问，即便是在他午间刮胡子的时候。他有意利用大众传媒，缔造一种推动改革的友善气氛。
塔夫脱几乎截然相反。他无法忍受记者们无休无止的诘问，无法忍受他们对他说的话删节使用。他喜欢长时间地审视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才会对自己的发言稿进行修改。他不愿意与记者沟通，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在内——只能庸俗地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最终庸俗地理解他的总统生涯。正如古德温指出，颇为讽刺的是，尽管塔夫脱在推动政治进步的改革中取得的实际成绩多于罗斯福，他却被屡屡当作保守派而遭唾弃。
古德温以引入入胜的描写，申明了一个国家的新闻界对政治进步的重要意义。尽管时隔110年，她笔下种种在今日美国社会依然阴魂不散的“病菌”，让人们不由得想从书中寻找克服眼前问题的灵感。古德温的核心观点是，无论领袖多么坦率或多么能干，都是无法独自重建国家的。记者在“进步时代”掌握着政治改革的钥匙，现在，他们仍然如此。
在以自己大名命名的杂志1903年1月号的引言中，麦克卢尔解释说，他的撰稿人们详细揭露了资本家、政客、律师乃至神职人员的腐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哪个人能够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谁都不行，除了我们全体一起。”麦克卢尔时代的新闻媒体激励着美国公众支持改革，古德温引用一位“扒粪者”的渴望作为结论：下一代记者会接过这方面的事业，继续揭露阻碍美国发展的腐败。她用《天字第一号讲坛》为武器，回应了前辈的期望。
对此，艾达·塔贝尔等人若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美国《华盛顿邮报》
后世对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这两位美国总统评价迥异，不只是两人的性格差异使然，他们对新闻媒体所持的态度更加关键。
1903年，是美国新闻业“进步时代”迈入高潮阶段的起始。大批“扒粪”记者揭露了世纪之交时的腐败，挖掘金钱对政治的恶劣影响，印证普通人对金钱收买公权力的怀疑。彼时，没有文化的工人——包括童工——在艰苦的环境下消耗着青春，经常于工作中失去眼睛、手臂，有时甚至是生命，法律却让大亨们毫无压力地聚敛财富。
这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因此，揭黑报道的大批涌现可谓适逢其时。艾达·塔贝尔、雷·斯坦纳德·贝克、林肯·斯蒂芬斯……众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对企业与政府的种种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加以持续关注，激励了美国公众“重新夺回自己的国家”。
两任总统，殊途同归
在新书《天字第一号讲坛》中，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展现了一幅图表，那上面书写着“扒粪运动”在利用大众意愿促使政治变革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为了说明媒体的作用，她对两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是有才能的领袖，惟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有别，导致一位启动了“进步时代”，另一位则被该运动推进深渊。
古德温以罗斯福和塔夫脱为线索，阐述了政治与新闻的关系。两人都于19世纪50年代末出生于富人家庭，年龄相差13个月，他们的童年却让二者成为相当不同的人。罗斯福的家庭开明，本人则下决心改变幼年时代的虚弱体质，最终成了一位“爆炸式”的领袖，渴望得到各种信息，认为世界是围着自己转的。塔夫脱的父母强调秩序和习俗，他们健壮的儿子在动荡中长大成人，即便如此，由于他本质上十分善良，所以很容易结交朋友。
两人的职业生涯也反映了他们对比鲜明的个性。罗斯福是在行动中成长起来的，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立即投身到纽约州议会的议员竞选中。对公众改革呼声的响应助他迅速崛起。1889年，联邦政府的一纸任命把罗斯福带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结识了塔夫脱。
塔夫脱则有条不紊地在法学院就读，毕业后获得一系列越来越有名望的法官职位。他憎恨政治的争夺和混乱，喜爱法庭上的审议，认为智者据此过滤证据，确定可资适用的法律。
同时，罗斯福的第二任妻子伊迪丝为丈夫提供了他需要的、稳定的家庭生活，而塔夫脱的妻子内莉比稳重的丈夫更喜欢冒险，不断鼓动塔夫脱参与政治。1901年，他当上了菲律宾总督；此后3年，罗斯福任命他为战争部部长。
媒体是进步的催化剂
在追溯罗斯福和塔夫脱进入白宫的旅程之后，古德温探索了他们与以善变的塞缪尔·麦克卢尔为代表的新闻业的关系。麦克卢尔是位狂热的出版商，喜欢通过艰辛的调研和精心的写作，而不是泛泛的谴责来剖析腐败黑幕。在塔贝尔等人协助下，这个志同道合的天才团体揭露了工业繁荣表象下的惊人腐败，揭示了政府官职论价出售、强盗大亨互相勾结令竞争对手破产、工商业老板开心地毁掉工人的健康并毒害消费者、以及劳苦大众对“工贼”的自发反抗。这是全新的报道形式，令中产阶级读者感到震惊，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揭黑记者粉墨登场时，恰逢罗斯福和塔夫脱的从政之路走到关键阶段。罗斯福深知现代媒体能够行使的权力，在自己上升到掌权地位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培育媒体的善意。他为记者们的文章鼓掌，向他们征求建议，破天荒地让他们引用他的话和接触他本人。罗斯福在白宫专门为新闻界的朋友留出一间房，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而且允许记者向他提问，即便是在他午间刮胡子的时候。他有意利用大众传媒，缔造一种推动改革的友善气氛。
塔夫脱几乎截然相反。他无法忍受记者们无休无止的诘问，无法忍受他们对他说的话删节使用。他喜欢长时间地审视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才会对自己的发言稿进行修改。他不愿意与记者沟通，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在内——只能庸俗地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最终庸俗地理解他的总统生涯。正如古德温指出，颇为讽刺的是，尽管塔夫脱在推动政治进步的改革中取得的实际成绩多于罗斯福，他却被屡屡当作保守派而遭唾弃。
古德温以引入入胜的描写，申明了一个国家的新闻界对政治进步的重要意义。尽管时隔110年，她笔下种种在今日美国社会依然阴魂不散的“病菌”，让人们不由得想从书中寻找克服眼前问题的灵感。古德温的核心观点是，无论领袖多么坦率或多么能干，都是无法独自重建国家的。记者在“进步时代”掌握着政治改革的钥匙，现在，他们仍然如此。
在以自己大名命名的杂志1903年1月号的引言中，麦克卢尔解释说，他的撰稿人们详细揭露了资本家、政客、律师乃至神职人员的腐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哪个人能够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谁都不行，除了我们全体一起。”麦克卢尔时代的新闻媒体激励着美国公众支持改革，古德温引用一位“扒粪者”的渴望作为结论：下一代记者会接过这方面的事业，继续揭露阻碍美国发展的腐败。她用《天字第一号讲坛》为武器，回应了前辈的期望。
对此，艾达·塔贝尔等人若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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