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让我们又爱又恨

    一方面不希望自己的秘密被曝光，另一方面热衷于撕下别人的遮羞布——在小报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逐渐对这种围绕隐私产生的矛盾心态习以为常。

    近几年，有关“隐私的界限”的争论愈发激烈。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公开和透明似乎变得像空气般重要：我们不想让政府和政客对选民保留秘密，我们也不希望大公司压制富有责任心的媒体，阻止曝光其秘密排放有毒废料或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在作为整体的国家机器都不可避免地深陷于无密可保的窘境的当下，个人还有多少隐私能得到保护？试想一下，如果你的私密电话随时可能在大街上和火车上被高声播出，是不是很吓人呢？

    保罗·麦梅兰（编注：曾任英国《世界新闻报》记者，因大肆搜集和曝光隐私而出名）曾狂言“隐私是坏蛋的最爱”，对于那些死抱着手机和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前的保守观念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在此之前，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则完全根除了任何私人生活的可能，书中的“老大哥”如今成了一档火爆的真人秀节目。从前，大家都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而在小报文化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心里想的只有炫耀偷窥带来的快乐，或者把他人的秘密陈列到在全球播放的节目里，借以取悦观众。        

    在新书《隐私生活》中，精神分析学家乔治·科恩，对隐私的性质进行了微妙的、令人称奇的探索，全书谈论的主题是“不洁净的偷窥与表现狂的结盟”，敦促21世纪的人们对隐私予以再认识。他写道，“我们需要知道，打探秘密并传播小道消息远远不止于孩子对《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好奇心的扩展。它是一种苛烈的欲望，是被针对任何比我们拥有更多的人的‘妒忌和恶意驱使’”。这里所说的拥有更多，并不单纯指对方在经济上更富有，其内涵宽泛、模糊得很，包括愉快、美丽和幸福——至少在旁观者眼中是这样的。

    当然，在科恩看来，嫉妒绝非导向更公平的未来的发动机。他分析称，我们对曝光的热衷只是源于人类希望知道一切的天性。他还认为，想让自己变得无所不知，表明在我们潜意识里对自身的孤陋寡闻感到羞耻。所以，我们常常会为窥探隐私而变得缺乏理智。

    《隐私生活》跟心理学大师史蒂芬·格罗斯的畅销书《省思生活》（The Examined Life）相映成趣。科恩对精神分析的作用的解读，又与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探究人类思维的特点时，他同样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他习惯在论述中编织进一些自传体的片段，以便强调精神分析家的自我反思能力，增进本书的权威性。

    稍稍让人松口气的是，如本书副题所言，即便保护隐私的难度日增，“我们仍在黑暗中”。主要原因在于，隐私本身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在这位精神分析专家兼文学爱好者眼里，隐私本身是一种复杂实体，和作为隐私内容的信息不完全等同。无论你去找神父忏悔还是去看心理医生，总有某些令隐私成为隐私的元素，无声地消弭在隐私曝光的过程中。

    不必否认，我们总是挣扎于捕风捉影和守口如瓶之间，生怕自己的秘密被揭破，又狂乱地撕下他人的遮羞布，折磨受害者的人格——后一点，与极权主义所追求的不谋而合。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