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逼迁：撤通知更要撤株连意识

    撤一份通知很容易，但要消除基层官员的人治意识却很难，消除他们的株连意识则更难。强拆甚火时的“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荒谬意识，似乎如今仍存在于一些官员的脑海中。如果任由株连的意识渗透到基层权力的运行中，其消解的必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我该怎么办？”10月26日零时18分，湖南长沙的小学教师谭双喜把自己的工作调动通知发到了微博上。按照长沙天心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通知，这位小学高级教师要在下周一到拆迁指挥部报到，任务是劝婆婆。这份调岗通知的落款为天心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并加盖该部门公章。目前，官方撤掉了这份通知，并口头通知谭双喜回学校上课。（10月27日《新京报》）

    再现“亲情逼迁”！前不久，广东增城的“亲情逼迁”就引发质疑——公职人员被政府发文要求参与征迁，表现不力即被批评“思想落后”，轻则面临停薪、重则可能停职。随着法治进步与舆论监督的深入，类似于断水断电、半夜偷袭一般的强拆路线，如今虽未绝迹但已较以前少见。不过，拆迁工作的刚需仍然存在，于是在一些地方强拆演变成“亲情逼迁”，继续演绎着“软暴力”——用家庭捆绑与株连的方式，推进拆迁工作的开展。

    这样的“亲情逼迁”，从实质上来说，与暴力拆迁并无二致，都是有悖法治精神的。比如在法治精神上，无论是无罪推定的原则，还是“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修正，都是一种人性关怀的体现，也是在传承亲情伦理。遗憾的是，这种法治精神在基层，似乎并没有被感知、被运用，所以“亲情逼迁”才会层出不穷。于“亲情逼迁”而言，其比强拆还多了一重“罪”，那就是其潜藏着撕裂亲情的风险。

    如今，这份要求“亲情逼迁”的通知已经撤掉，且口头通知这名教师去学校上课，虽然仍然没有足够的诚意，但已经做出一定的妥协。只是，没有诚意的官方纠正，仍难以给公众信心。毕竟，撤一份通知很容易，但要消除基层官员的人治意识却很难，消除他们的株连意识则更难。强拆甚火时的“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荒谬意识，似乎如今仍存在于一些官员的脑海中。如果任由株连的意识渗透到基层权力的运行中，其消解的必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事实上，于拆迁而言，更要想的不是如何去拆迁，而应多思考这些人为何不愿被拆迁。比如，官方给出的补偿是不是确保了最起码的公平？与市场价格相比如何？此外，被拆迁人是否有必要的权利申诉与救济渠道？还有，双方的利益协商机制是否健全？等等。只有多从依法行政上去思考，多从被拆迁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才可能理顺这背后的利益链条，减少拆迁遭遇的阻力。至于动辄就是强拆、“亲情逼迁”，一方面见证权力不受约束，人治因素甚浓；另一方面也见证一些官员的法律素养明显不够，或者说对法律缺乏足够的敬畏。

    因而，对于长沙这要求“媳妇劝婆婆拆迁”的闹剧，我们仍需要足够的反思与追问。譬如，为何法律意识在一些基层推进如此困难？如何突破基层利益集团的阻扰？等等。就此事而言，撤销通知远不是终点，对作出调岗决定的领导进行必要的处分，对基层官员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等，都应尽快提上议程，而不是就此作罢。不然，对“亲情逼迁”操纵者的无视与宽容，就是对人治、对不敬畏法律的间接纵容，其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在拆迁工作中，有一个底线必须被我们所遵循，那就是——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法律必须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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