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当前，人类如何自救

    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的聪明智慧，足以帮助我们在大灾变中笑到最后。

    若干年前，我在为去哥斯达黎加讲学做准备时，偶然得到了一本约翰·罗福迪·怀斯曼的《特种空勤团生存手册》，由此成了一名热衷于各种生存技术的活跃分子。我把救生包装进薄荷糖盒子以备不时之需，潜心研究如何规避火山喷出的毒气以及诱捕猴子；如果被迫在墨西哥湾上空跳伞的话，我有信心可以凭借吸吮鱼眼珠来获取淡水。

    但是，类似的技巧只有当鱼在水中、猴子在树上的时候才适用。21世纪或31世纪的人类搞不好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些挑战都是无法靠简单的工具独自解决的。气候变暖可能引发洲际干旱以及争夺水源的战争，难以治愈的新型瘟疫将席卷大陆，一夜间令数百万人丧生；坠入大气层的小行星会引发地狱般的大火，将整座城市变为焦炭。

    尽管这些世界末日般的情景听起来犹如小说，并非所有人都能一笑置之。在《散播、适应并记住：人类如何避免被灭绝》一书中，安娜莉·纳威兹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手段。作为科学类网站“io9”的创建者和编辑，纳威兹属于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我们可以智胜太阳系在未来几千年内扔过来的一切东西。为什么如此肯定呢？她的回答是：“因为在地球的45亿年历史中，这个世界至少有6次几乎被完全摧毁，但每次灾难过后都有幸存者。”

    最严重的一次大灾变发生在2亿5千万年前。彼时，一座巨型火山喷出的灰粒弥漫于大气层，挡住了阳光，触发了短暂但可怕的冰河期。大约95％的物种一命呜呼，把海洋变成了富含细菌的烂泥。幸存者中包括一种与猪差不多大的兽类，名唤水龙兽。它们幸免于难的秘诀，似乎在于藏身地下的生活方式，由此免于被第一波炙热的爆炸烤熟。

    纳威兹受此启发，提出了“地下庇护所”概念。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地区，从公元5世纪开始，居民就开始在火山岩中挖建地下城。留存至今的“德林库尤”遗址，总共有5层，最深处达180英尺，墙壁上还开掘出了喂养牲畜用的料槽。本书主张，这样的城市设计既可以让市民免遭战祸，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在核战争后继续长期生存的模式。

    全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在于对“后灾难时代”的构想，勾勒出残余的人类对地球表面进行再殖民的场景。如果足够幸运，我们的后代能够进入事先准备的知识仓库，其中包含了从建造水泵、保存番薯到治疗绵羊腹泻等五花八门的说明书。与此同时，现代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付出的努力，也有助于整个物种的长久统治。合成微生物可以填补建筑物的裂缝，全球性的卫生监测网络，则可以在流行病自不发达国家蔓延开来之前找出应对策略。

    随着纳威兹进一步展开未来蓝图，一个依靠科学技术实现自我扩张的世界逐步浮现。你我的大脑将被上传到计算机，进而被搭载于机械的躯壳中，在土星的某个卫星上蹦蹦跳跳。“最终，我们得走出这个行星的后院，开始为建立真正的星际文明奠定基础，”她以坚定的笔调写道。“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智人应该把至少再生存100万年作为目标。”

    诚然，这其中有不少一厢情愿的成分。在公海上，每个人都会把漂流者拉上救生筏，我们有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以减少世上的痛苦。升华到整个物种的层面上，若人类的DNA能永存于冰冷的宇宙之间，自然会令许多人感到宽慰。在最糟糕的场合，也希望有朝一日，某种来地球考古的智慧生物，能赞美我们写的“推特”和我们浇注的柏油路。

    对纳威兹来说，她希望自己的“智人后代”能够把“我们当作从未停止探索的勇敢祖先记在心中。”这是一种很积极也很乐观的情绪。而在笔者看来，如果能够找到适当的方法，把你我的遗体转化为有用的生物燃料，未来的人类必定会更加兴高采烈。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