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是中国现代化的催化剂

    在历史上蒙受的耻辱，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催化剂，但它并非“永动机”。

    据中国史学巨著《史记》记载，越王勾践通晓忍辱负重之道。公元前5世纪，这位国王刚即位不久，越国就遭到强敌吴国袭击，勾践成为俘虏，并被押到吴国为奴。此后3年，获赦的他重归故里，发誓不穿君王的服饰，吃跟农夫一样的食物，以柴薪当床，日日舐尝苦胆的滋味。这就是中国成语“卧薪尝胆”的来历，意为铭记耻辱并从中获取力量。

    新书《富强》对中国崛起的文化根源进行了耐人寻味的解读，作者奥维尔·斯切尔和约翰·德勒里，将卧薪尝胆作为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从19世纪初坚称貌似强大的华夏帝国存在根本缺陷、主张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开始，150年来，在外国人那里蒙受的屈辱扮演了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

    很多国家对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抱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美国每年庆祝独立战争胜利，英国仍大量生产关于二战的记录片。然而，即使外汇储备多达3万亿美元，中国在1840年所受的精神创伤依然没有痊愈，那一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在英国手下。此后一个世纪，中国先是被列强瓜分，而后被日本蹂躏。最后，遍体鳞伤的它终于将侵略者赶出国门，在60多年前重新归于统一。但中国始终坚决牢记自身所受的侮辱，不让历史被淡忘。

    羞辱常常起到镇静剂的效用。但在组成《富强》的11篇传记性人物速写中，斯切尔和德勒里指出，羞辱对几代中国人而言都是催人奋进的刺激物。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2011年，“复兴之路”展览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它把鸦片战争定义为铸造现代中国的事件，以迪斯尼动画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怎样恢复这个国家的雄风。而在南京静海市，即中国与列强签订一则不平等条约的地方，刻有“知耻而后勇”几个大字。

    斯切尔是关注中国改革年代的多产记录者，德勒里则是中国和朝鲜问题专家，他们十分了解中国执政者运用耻辱感来聚集民族感情背后的哲学思想。他们的著作把“铭记耻辱”解释为现代中国精神的核心之一，是中国历任领导人传承的一种文化DNA。在中国，爱国意味着要热情满怀地洗雪它自19世纪以来蒙受的耻辱，确保失败的过去不会重现。

    这并不是第一本探究鸦片战争遗留问题和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书。它向读者展现的中心思想是：多数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领导人一致希望雪耻，雪耻成了一种民族诉求，被这种感情包围，试图把耻辱铺成通向“富强”的道路。

    而为此所采取的措施，很多是灾难性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跌跌撞撞地经过了帝制、军阀割据、共和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期。在斯切尔和德勒里看来，这些貌似水火不容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都不足以明确中国的前进方向——缔造制度的政治家甚至也没有明确。一直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是对某些——或者说任何能使国家复兴的东西的不断追求。

    最早的一批改革者承认中国是“大而弱”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引入西方科技实现“自强”。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经历了一系列更严重的挫折，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更加无畏了。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意识到，中国文化孕育了“胆怯”的基因，他希望打破儒教的陈规，用西方思想重塑国家。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领导者孙中山、蒋介石等沿用的模式，他们都就哪些西方政治、文化和经济准则可以让中国重振进行了思考。

    书中提到所谓“创造性破坏”理念时，称其或多或少地与毛泽东治国后期的做法有关。他们认为，毛的部分遗产——阶级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表现，而应该被看成以消除儒教的影响力为目的。毛泽东想彻底改变被古代中国奉行数千年的“中庸之道”，认为颠覆文化传统是解开束缚生产力的绳索的根本方法。

    斯切尔和德勒里并不认为“文革”旨在为邓小平和其助手铺平改革之路，但他们试图证明，如果没有毛传下来的一块“白板”——民众被政治搞得疲惫不堪，但头脑中的陈旧秩序观念已被清洗，以市场导向的改革会遭到更大阻力。就具体策略而言，毛和邓区别显著，但两者追求的目标——部分由邓实现，更壮丽的部分由其继任者实现——却存在部分重合。

    这本书虽然叫《富强》，但它并不是一部全面解读中国崛起的权威指导。斯切尔和德勒里只用少数页码写经济，重点审视中国文化特质如何影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试图把中国当前的成功与过去的苦难协调起来，这样的尝试令本书引人入胜，同时为富强的中国将面临的更大挑战搭起了布景——毕竟，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和属于过去的幽灵厮杀下去。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