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登上月球困难，就尽可能待在家里吧”
宇航员妻子：目睹爱人的“死亡表演”
作者 [美] 柯蒂斯·西顿菲尔德 编译 潘彩萍
《
青年参考
》（
2013年07月31日
3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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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美国太空先驱的妻子，维系婚姻也成了她们对国家的责任。在这群身处聚光灯下的女性看来，丈夫的事业与家庭的美满似乎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1959年，美国第一批7名宇航员的妻子接受了《生活》杂志的拍摄、采访。当时，太空计划尚在初期，宇航员们的名字才公布几个月，首次太空飞行则要再等两年。《生活》杂志作为惟一对宇航员的生活进行深度报道的媒体，以诱人的价格同“宇航员家庭”签订了多年合约。那期杂志的封面上，7名女性簇拥在兰利空军基地的模型太空舱周围摆pose。
拍摄照片前，6位妻子遵照美国宇航局（NASA）和《生活》的指导，穿了白色衬衣和连衣裙，只有个性十足的雷内·卡朋特穿了圆领太阳裙——但她也按大家事先达成的意见涂了粉红色唇膏。然而，当那期杂志出版时，女人们的唇膏被修改成了鲜红色。半个世纪后，丽莉·科佩尔的《宇航员妻子俱乐部》用那张照片当封面，该书写道：“7个女人完全被惊到了，她们担心公众怎样评价她们。她们是母亲，不想招摇，不想打扮得那么醒目。”
这本轻松、有趣的书里充满了轶事。科佩尔很自豪，称自己发现了这一看似严肃的主题下隐藏的丰富内容。今天，很多人把探索太空看成司空见惯的事情，科佩尔提醒读者，“斯普特尼克”（第一颗人造卫星）时代有很多大胆的革新，太空中仍存在神秘的未知领域。
目睹爱人的“死亡表演”
随着各自的丈夫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的飞行员变成国家英雄，宇航员妻子的价值也随之提升。此后发生的事情，一些为她们所乐见，另一些则带来了烦扰。每位宇航员妻子的生活都被一对基本矛盾左右着：增加丈夫出人头地的机会；使自己的婚姻尽可能地稳定，至少看起来很稳定。如果她的丈夫终于被选中了，她又要承受极大压力，观望并等待。毕竟，在整个国家和世界上多数人看来，她们的丈夫执行太空任务，是把自己置于极端危险之中。
宇航员妻子们将观看飞船发射比作死亡表演，她们的恐惧无人能够纾解。NASA的一位知情人士在1968年“阿波罗8号”执行任务前就告诉苏珊·伯曼，她丈夫弗朗克和另外两名宇航员，在环绕月球飞行10圈的使命当中的生存机率是50%。所以，在“阿波罗8号”遨游太空的过程中，苏珊当着15岁的儿子的面为丈夫写了悼词。还好，“阿波罗8号”的三名宇航员都安全返回了，而在这个计划启动后的前12年间，已经有8位宇航员罹难。
即使一桩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很稳定，随着时间推移，把丈夫送进太空仿佛成了“毁掉它的最好方法”。在加州训练的宇航员们几乎没有假期，他们的妻子往往得自己带小孩，跟单身母亲差不多。有位宇航员妻子曾经讽刺地对“不顾家”的丈夫说，“你下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去国王酒店住呢？那样我就不会烦你了。”
虽然新闻工作者对宇航员妻子的怨言视而不见，但另一方面，记者对她们的关注却从未消停，从窗口偷看，在美容院里搭讪……甚至搬去跟她们做邻居。
维系婚姻成为爱国的责任
丈夫们在地球之外忙碌时，妻子们会互相帮助。1964年，所有宇航员家庭搬到休斯敦航天中心附近的宇航员社区后尤其如此。妻子们相互串门，一起散步，有时带着孩子在邻居家睡觉。刚开始，这些是非正式的，后来渐渐成了宇航员妻子俱乐部每月一次的聚会。
关于这群女性之间五味杂陈的友谊，作者记录了这么个故事：唐·艾西尔的四个孩子之一，4岁的马特得了严重的白血病，唐又忙又累。于是，“其他人往艾西尔家的冰箱内塞满了食品，上面没有留名，让她不用写感谢卡片。又不知道是谁，悄悄帮唐修剪了草坪”。
显然，科佩尔很欣赏她的主人公们，全书没有引用其他人的文章，全部事实都来自第一手采访，或是来自当年的新闻报道。公平地说，科佩尔记载的是一个个有意义的历史剪影，而不是任何特别的个人，她在这一点上把握得很出色。
书中的细节同样生动，从主人公们烤的火腿面包，到她们抽的弗吉尼亚牌香烟，她们穿的毛皮裤子，她们的宴会和派对，她们共享的、形状像太空舱一样的游泳池。格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苏·比恩和她的朋友们在一次派对前，排队让苏的丈夫亚伦为她们描眉毛。
宇航员们薪水不高，但补贴是近乎无限的：一辆高级轿车每年的租金只要一美元，住酒店一晚只要一美元，还能定期领取百老汇的戏票、礼品券，更不用提造访白宫的机会。有两位妻子借过林登·约翰逊总统夫人的晚礼服，还曾经让第一家庭的女儿帮她们看孩子。
或许是因为这份工作的高度危险性，或许是因为长期的分离，大多数宇航员的婚姻很难持久。科佩尔指出：“对宇航员妻子而言，维系婚姻成了一种爱国的责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有宇航员的家庭破裂。最后，起初的30对太空夫妇，只有七对白头偕老。
在本书结尾，科佩尔记下了几位宇航员妻子对“黄金年代”的回忆。格外有说服力的一句话出自芭芭拉·塞尔南之口，“如果你觉得登上月球困难，就尽可能呆在家里吧。”
美国《华盛顿邮报》
身为美国太空先驱的妻子，维系婚姻也成了她们对国家的责任。在这群身处聚光灯下的女性看来，丈夫的事业与家庭的美满似乎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1959年，美国第一批7名宇航员的妻子接受了《生活》杂志的拍摄、采访。当时，太空计划尚在初期，宇航员们的名字才公布几个月，首次太空飞行则要再等两年。《生活》杂志作为惟一对宇航员的生活进行深度报道的媒体，以诱人的价格同“宇航员家庭”签订了多年合约。那期杂志的封面上，7名女性簇拥在兰利空军基地的模型太空舱周围摆pose。
拍摄照片前，6位妻子遵照美国宇航局（NASA）和《生活》的指导，穿了白色衬衣和连衣裙，只有个性十足的雷内·卡朋特穿了圆领太阳裙——但她也按大家事先达成的意见涂了粉红色唇膏。然而，当那期杂志出版时，女人们的唇膏被修改成了鲜红色。半个世纪后，丽莉·科佩尔的《宇航员妻子俱乐部》用那张照片当封面，该书写道：“7个女人完全被惊到了，她们担心公众怎样评价她们。她们是母亲，不想招摇，不想打扮得那么醒目。”
这本轻松、有趣的书里充满了轶事。科佩尔很自豪，称自己发现了这一看似严肃的主题下隐藏的丰富内容。今天，很多人把探索太空看成司空见惯的事情，科佩尔提醒读者，“斯普特尼克”（第一颗人造卫星）时代有很多大胆的革新，太空中仍存在神秘的未知领域。
目睹爱人的“死亡表演”
随着各自的丈夫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的飞行员变成国家英雄，宇航员妻子的价值也随之提升。此后发生的事情，一些为她们所乐见，另一些则带来了烦扰。每位宇航员妻子的生活都被一对基本矛盾左右着：增加丈夫出人头地的机会；使自己的婚姻尽可能地稳定，至少看起来很稳定。如果她的丈夫终于被选中了，她又要承受极大压力，观望并等待。毕竟，在整个国家和世界上多数人看来，她们的丈夫执行太空任务，是把自己置于极端危险之中。
宇航员妻子们将观看飞船发射比作死亡表演，她们的恐惧无人能够纾解。NASA的一位知情人士在1968年“阿波罗8号”执行任务前就告诉苏珊·伯曼，她丈夫弗朗克和另外两名宇航员，在环绕月球飞行10圈的使命当中的生存机率是50%。所以，在“阿波罗8号”遨游太空的过程中，苏珊当着15岁的儿子的面为丈夫写了悼词。还好，“阿波罗8号”的三名宇航员都安全返回了，而在这个计划启动后的前12年间，已经有8位宇航员罹难。
即使一桩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很稳定，随着时间推移，把丈夫送进太空仿佛成了“毁掉它的最好方法”。在加州训练的宇航员们几乎没有假期，他们的妻子往往得自己带小孩，跟单身母亲差不多。有位宇航员妻子曾经讽刺地对“不顾家”的丈夫说，“你下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去国王酒店住呢？那样我就不会烦你了。”
虽然新闻工作者对宇航员妻子的怨言视而不见，但另一方面，记者对她们的关注却从未消停，从窗口偷看，在美容院里搭讪……甚至搬去跟她们做邻居。
维系婚姻成为爱国的责任
丈夫们在地球之外忙碌时，妻子们会互相帮助。1964年，所有宇航员家庭搬到休斯敦航天中心附近的宇航员社区后尤其如此。妻子们相互串门，一起散步，有时带着孩子在邻居家睡觉。刚开始，这些是非正式的，后来渐渐成了宇航员妻子俱乐部每月一次的聚会。
关于这群女性之间五味杂陈的友谊，作者记录了这么个故事：唐·艾西尔的四个孩子之一，4岁的马特得了严重的白血病，唐又忙又累。于是，“其他人往艾西尔家的冰箱内塞满了食品，上面没有留名，让她不用写感谢卡片。又不知道是谁，悄悄帮唐修剪了草坪”。
显然，科佩尔很欣赏她的主人公们，全书没有引用其他人的文章，全部事实都来自第一手采访，或是来自当年的新闻报道。公平地说，科佩尔记载的是一个个有意义的历史剪影，而不是任何特别的个人，她在这一点上把握得很出色。
书中的细节同样生动，从主人公们烤的火腿面包，到她们抽的弗吉尼亚牌香烟，她们穿的毛皮裤子，她们的宴会和派对，她们共享的、形状像太空舱一样的游泳池。格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苏·比恩和她的朋友们在一次派对前，排队让苏的丈夫亚伦为她们描眉毛。
宇航员们薪水不高，但补贴是近乎无限的：一辆高级轿车每年的租金只要一美元，住酒店一晚只要一美元，还能定期领取百老汇的戏票、礼品券，更不用提造访白宫的机会。有两位妻子借过林登·约翰逊总统夫人的晚礼服，还曾经让第一家庭的女儿帮她们看孩子。
或许是因为这份工作的高度危险性，或许是因为长期的分离，大多数宇航员的婚姻很难持久。科佩尔指出：“对宇航员妻子而言，维系婚姻成了一种爱国的责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有宇航员的家庭破裂。最后，起初的30对太空夫妇，只有七对白头偕老。
在本书结尾，科佩尔记下了几位宇航员妻子对“黄金年代”的回忆。格外有说服力的一句话出自芭芭拉·塞尔南之口，“如果你觉得登上月球困难，就尽可能呆在家里吧。”
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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