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拯救中国的濒死语言

    “乡音苑工程（Phonemica project）”创始人之一的凯伦·帕克（中文名柯祎蓝）认为，保存一种濒危语言意味着保存历史。

    中国是一个与其官方语言——在西方叫“普通话”密不可分的国家。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其语言多样性相当丰富。不幸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加上政府规定学校和官方场合使用普通话，影响了许多语言的存在。

    “乡音苑工程”是两名外国语言学者创立的项目，目的是记录下那些讲中国方言的人，确保他们离世后，其说的话仍有人能听懂。现在，柯祎蓝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谈中国的语言地图——以及为什么保护一种语言意味着保护一段可能会被遗忘的历史。

    问：“乡音苑”的目标是什么？

    柯祎蓝：最基本的，我们要记录中国人在家乡讲话的方式。然后我们去分析他们讲话的录音，最终建立一个语言学特点的数据库，能进行动态展示。可能再过一年，我们就能完全建好这样的数据库，投入使用。这套系统的核心已到位，但我们只有一个人开发整个系统。

    我们在记录方言的同时，也试图记录口述历史。现在在亚洲，有些地方许多事情外界不知道。这类故事对中国人很重要。我们想要为中国的一般公众提供一些东西，为此，我们与中国高校的民俗学者和口述历史学家合作。

    问：外国人通常不知道中国是一个语言多样性丰富的国家，实际上该国有多种口语和方言。到底有多少？

    柯祎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按照官方说法，中国有56个民族。许多民族其实也分不同群体，说不同语言，也有的民族本身就有多种语言。许多人眼里的单一语言，实际上可能是3种。一般认为，中国境内现在有298种活语言。

    接着是“何为语言、何为方言”的问题，对此没有明确答案。一个来自江苏徐州的中国人讲的话，另一个北京人可能完全听不懂。他们形成一个连续体，两端（徐州-北京）的人完全听不懂对方，但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彼此能听懂的概率很高，一直到北京。

    在“乡音苑”看来，吴语、普通话和粤语，属于同一个语族的不同语言，就像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同属欧洲的罗曼语族一样。有人可能会说，粤语和普通话是中文的方言。两种看法都不能说错，因为语言/方言的区分完全是随意的。

    至于方言的普遍性问题，可以说，它们无所不在。中国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讲话形式，在熟悉的人听来，差异相当明显。不过，大多数人使用普通话与非家乡人交流，一个住在北京的人，可能很长时间听不到中国其他地方的方言。说话的人虽在场，但可能不会说家乡话。

    问：普通话如何成为中国官方语言的？

    柯祎蓝：说到底，普通话是惟一有意义的选择。早在1911年中华民国建国时，普通话方言就比其他语言使用广泛。像东北、四川、云南和甘肃等地的方言，最终说来，都属普通话方言，这是过去几百年来征战到这些地区的结果。另外，普通话是中国首都说的一种语言。因此，把吴语或粤语定位官方语言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两种方言都仅限于人口较少的地区。

    问：这些适用范围较小的语言多久会消亡？

    柯祎蓝：不同地区情况不同。如果我们看上海一带使用的吴语，可以发现，上一代人跟下一代人之间变化明显。不少地方，下一代人将不会说本地语言。我们跟不少人谈过，他们说，父母所说的话，他们能听懂，但不会说，即便会说，也是最基本的那种。这可不是小语言，是有数千万人讲的语言。

    也有很多方言濒危，是因为只有100个人会讲，而且差不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那些有数百万人讲的语言，也有可能因此濒危。不过，原因大体一致，都是越来越多人有意识地在家乡使用普通话。

    我敢说，不出两代人，大中华区的语言地图，将会与现在完全不一样。

    问：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推广普通话，对保护这些老语言做过什么努力？

    柯祎蓝：在中国，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江苏省大多数城市，至少有一个国有电视频道是用当地方言的。

    问：他们应该采取更多举措吗？

    柯祎蓝：我当然不主张不学普通话。学普通话对日常生活很重要，如果你想在大城市谋得一份好工作，能说清晰标准的普通话，是一项很大的优势，不能指责父母想要孩子将来有这个优势。

    我也不指责中国政府重普通话轻方言。中国地方大，人口多，若无普通话，社会就很难正常运行。

    □美国《大西洋月刊》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