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软实力，顺其自然就好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通常来自民间，而非官方刻意驱动的产物。不过，相比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传统实力概念，它对受众思想观念的引导往往事半功倍。

    有些怀疑论者反对“软实力”这种提法，因为他们只是狭隘地从命令或主动控制的角度考虑“实力”二字，认为仿效和吸引与实力扯不上关系。

    确实，有些仿效和吸引行为既不能对政策结果产生多大影响，也无法引导出预期的结果。比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创新型工业备受推崇，但世界各地企业的争相效仿削弱了日本企业在市场上的实力。同样的道理，军队常常会通过模仿敌人的成功战术，给对方制造重重障碍，进而挫败对手。这些看法都没错，但忽略了一点：吸引他人确实会让你得偿所愿。怀疑论者把实力单纯地定义为刻意的命令与控制，而忽略了实力的另一个“结构性”层面——不必采用威胁、收买等强迫性手段改变他人的行为，照样能达到目的。

    重要的是，要了解吸引力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显然，流行文化在接触到类似文化时更易吸引人，进而产生软实力。所有实力都依赖环境（谁和谁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更依赖自发的解读者和接受者。

    此外，吸引力通常具有扩散效应，产生的是一般性影响，而不是具体可见的行为效果。正如钱可以用来投资，政客们常把积累政治资本挂在嘴边，以备不时之需。扩散性互惠或许不如直接交易实在，然而在讨价还价的局面下，吸引力的扩散性影响及其产生的间接效果有助于扭转局面。否则，政治圈中就只有赤裸裸的交易和回报——而现实并非如此。

    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软实力更易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承认，即便是独裁者也不可能对民意完全无动于衷。可是，当一个独裁者盘算要不要援助他国，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时，受援助国在本国国民心中是否受欢迎，是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的。

    相比之下，在注重公众和国会意见的民主国家，政客们在采取策略和达成协议时的自由度要小得多。因此，2003年土耳其政府不可能允许美国借道攻打伊拉克。而美国为协助阿富汗战事，要在相对专制的乌兹别克斯坦获得基地使用权，则容易得多。

    尽管软实力有时会对具体目标产生作用，但它更容易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产生影响。半个世纪前，有研究者专门区分了两类目标：特定且有形的“占有目标”和更宽泛的“周边环境目标”（如塑造一个有利于民主的环境）。同样成功地实践二者，对外交政策至关重要。

    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或许在防止袭击、保卫边境、保护盟国等方面略逊一筹，但它对实现“周边环境目标”却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促进民主、人权和市场开放等方面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吸引他人接受民主比强迫他人搞民主更容易。虽然吸引力的作用会随着环境和目标的不同而变化，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作用有限。实际上，遇到防止疾病传播、应对全球变暖、建设公民社会等议题时，炸弹和刺刀未必能如软实力一般发挥作用。

    还有些人反对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理由是政府无法完全掌控吸引力。诚然，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公司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软实力来自公民社会，但不能凭此否认它的存在。

    在自由社会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文化。实际上，这种文化管制的缺失本身就能产生吸引力。捷克著名电影导演米洛斯·福曼曾经提到，冷战期间，该国政府曾引进美国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因为该片是“对资本主义的严酷写照”。但捷克知识分子看完电影后，心里想的却是:“如果这个国家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挖苦自己，哦，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肯定心存自豪并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个国家一定足够强大，而且很自由。”

    电影、高校、基金会、教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都能开发出各自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有可能强化官方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有可能与之相左。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尤为真切，因为非官方的软实力资源正变得日趋重要。

    □摘自《软实力》，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