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士兵希特勒变成政客？
编译 史春树
《
青年参考
》（
2013年05月22日
3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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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希特勒（右一）和他的战友 |
德国学者在专著中指出，一战结束不久，残余的德国军队便开始有目的地培植右翼“社会活动家”，当时还在服役的希特勒就是这一计划的最大“成果”。
一个国家战败后，如果一名士兵一无所有，没受过教育或职业培训，也没有家人和朋友，他的出路何在呢？最好是继续当兵。1918年11月21日，（一战）停战协议签署十天之后，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前往慕尼黑报到。留在部队里，意味着他可以享受到免费口粮、每月40马克的工资和热炕头。在那个寒冷的冬季，这是上苍眷顾般的绝佳待遇。
战争结束后仍在吃公粮
许多年后，希特勒声称，战争结束后，他“很快”决定当一名政治家。严格来讲，这并非事实。按照新书《从士兵到鼓动家：希特勒的1918～1920》的说法，至少在1918年年底，他想的是继续套着军服混日子。又过了一年半，他才正式告别军营。
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弄明白：一个消瘦的三流画匠，如何能变成凶残的暴君？什么样的环境对年轻的希特勒产生了最具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林茨市长大，父亲是有暴力倾向的海关官员，是林茨市吗？希特勒曾在维也纳卖画为生，从1908年至1913年一直住在一套寄宿公寓里，是维也纳吗？在服役期间，他在西线亲眼目睹了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间地狱吗？
如其著作的副题，来自萨尔茨堡的学者奥特马·普罗金格，将焦点集中在一直被忽视的两年间。“希特勒人生观形成的决定性时期……正是1918年到1920年在慕尼黑服役的时候。”普氏总结道。正是在那里，希特勒巩固了反犹主义的世界观，又成了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在那里，他初步积累了作为鼓动家和领袖的经验和人脉，上台后加以充分利用。
普罗金格收集了充分的论据，支持他对希特勒的分析。在大战后看似无所事事的德国军队中，这位二等兵学会了如何打击政治对手；参加了反布尔什维克教育；希望在德国“终结民主”的极右翼讲师，向他传授了宣传的伎俩；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一有机会就面对公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闻达于军营内外。总之，正如普罗金格所揭示出的，16岁就离开学校的希特勒相当于上了一次速成班，获得了“领导一场运动的关键能力”。
借审查同僚学习政治斗争
随着战后德国社会矛盾的加剧，士兵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从1919年春天开始了。当年4月7日，激进的左派分子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并开始按照苏俄模式组建“红军”。希特勒和多数同僚拒绝参加革命。彼时，这位奥地利裔二等兵已当选为他所在团的士兵委员会成员，自称对任何与布尔什维克沾边的东西都不感兴趣。
一个月后，经过惨烈厮杀，德国国防军和右翼民兵占领了巴伐利亚州。数百名苏维埃共和国的支持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杀害，迫害浪潮一时间席卷慕尼黑。
因为对军营内的情况非常熟悉，反对革命的希特勒多了个“调查专员”的临时头衔。他帮助当局编列名单，并对被指控“与红军勾结”的士兵进行审查。
在许多情况下，类似的指控都是基于纯粹的猜测和道听途说。例如，希特勒在一份报告中，怀疑与其同龄的军官代表克鲁姆普夫“煽动反政府活动。”事实上，克鲁姆普夫从未认同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好几年之后才洗脱罪名。
普罗金格指出，担任调查专员的经历，让希特勒熟悉了作为权力工具的政治清洗。凭借这一险恶的招数，他才能在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DAP）中取得重量级的话语权。他逐渐迫使所有敢于反对他的政治同盟者退出该党，从而迅速成为说一不二的地区领导人。
军营里走出未来“元首”
由于被认为在政治上“靠得住”，1919年7月，希特勒所在部队派他参加了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部“信息和宣传科”主办的反布尔什维克培训班。反犹分子卡尔·迈尔是该部门的头目。虽然希特勒参加的讲座“教育与政治”和“1871年以来德国经济生活的发展”从标题上看并无恶意，但讲师全是激进右翼分子，不仅仇视苏俄，也仇视魏玛共和国。
表面上，战败后的德国军方试图塑造自身“政治中立”的形象，实际上却在社会上埋下“暗桩”。1919年8月，希特勒等26名“鼓动家”被分配到国防军的“信息司令部”。正如《我的奋斗》所言，他藉此与许多日后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为新运动打下了基础”。
此后不久，希特勒又奉命前往一处复员军人收容所。为了肃清那些曾在大战期间被俘虏过的官兵们的“失败主义思想”，希特勒向他们发表演讲。约150人倾听了他对“和平与重建的条件”、“资本主义及犹太人”等议题的言论。他还向士兵散发宣传材料。
同时，希特勒印制了一些小册子，对“殖民主义”等问题进行论述。他写过一封反对犹太人的公开信，称“国家应从法律上逐步对犹太民族实施控制，直至剥夺其权利”。
9月初，希特勒作为军方的“重点培养对象”，被长期外派到德国工人党。普罗金格认为，这让希特勒如鱼得水，因为此时的他依然保留着军籍，可以继续领取工资、吃穿不愁。由此不难想见，在他步入政坛的众多幕后推手中，军队发挥的作用是何等关键。
1920年2月22日，《多瑙河报》写道，希特勒用“简单的家庭娱乐形式”给帕绍县的民兵做了一场爱国演讲，后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为了让他有时间充分参与社会活动，这几个月中，军方只安排未来的独裁者从事图书管理等轻松的勤务工作。第41步兵团的一份“每日命令”，指示该部士兵找“三楼564室的二等兵希特勒”借阅读材料。
综合以上事实，普罗金格的结论呼之欲出：希特勒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比一般人认为的更早；到1919年末，他此后的人生轨迹已经基本定下了方向。
德国《明镜》周刊
德国学者在专著中指出，一战结束不久，残余的德国军队便开始有目的地培植右翼“社会活动家”，当时还在服役的希特勒就是这一计划的最大“成果”。
一个国家战败后，如果一名士兵一无所有，没受过教育或职业培训，也没有家人和朋友，他的出路何在呢？最好是继续当兵。1918年11月21日，（一战）停战协议签署十天之后，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前往慕尼黑报到。留在部队里，意味着他可以享受到免费口粮、每月40马克的工资和热炕头。在那个寒冷的冬季，这是上苍眷顾般的绝佳待遇。
战争结束后仍在吃公粮
许多年后，希特勒声称，战争结束后，他“很快”决定当一名政治家。严格来讲，这并非事实。按照新书《从士兵到鼓动家：希特勒的1918～1920》的说法，至少在1918年年底，他想的是继续套着军服混日子。又过了一年半，他才正式告别军营。
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弄明白：一个消瘦的三流画匠，如何能变成凶残的暴君？什么样的环境对年轻的希特勒产生了最具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林茨市长大，父亲是有暴力倾向的海关官员，是林茨市吗？希特勒曾在维也纳卖画为生，从1908年至1913年一直住在一套寄宿公寓里，是维也纳吗？在服役期间，他在西线亲眼目睹了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间地狱吗？
如其著作的副题，来自萨尔茨堡的学者奥特马·普罗金格，将焦点集中在一直被忽视的两年间。“希特勒人生观形成的决定性时期……正是1918年到1920年在慕尼黑服役的时候。”普氏总结道。正是在那里，希特勒巩固了反犹主义的世界观，又成了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在那里，他初步积累了作为鼓动家和领袖的经验和人脉，上台后加以充分利用。
普罗金格收集了充分的论据，支持他对希特勒的分析。在大战后看似无所事事的德国军队中，这位二等兵学会了如何打击政治对手；参加了反布尔什维克教育；希望在德国“终结民主”的极右翼讲师，向他传授了宣传的伎俩；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一有机会就面对公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闻达于军营内外。总之，正如普罗金格所揭示出的，16岁就离开学校的希特勒相当于上了一次速成班，获得了“领导一场运动的关键能力”。
借审查同僚学习政治斗争
随着战后德国社会矛盾的加剧，士兵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从1919年春天开始了。当年4月7日，激进的左派分子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并开始按照苏俄模式组建“红军”。希特勒和多数同僚拒绝参加革命。彼时，这位奥地利裔二等兵已当选为他所在团的士兵委员会成员，自称对任何与布尔什维克沾边的东西都不感兴趣。
一个月后，经过惨烈厮杀，德国国防军和右翼民兵占领了巴伐利亚州。数百名苏维埃共和国的支持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杀害，迫害浪潮一时间席卷慕尼黑。
因为对军营内的情况非常熟悉，反对革命的希特勒多了个“调查专员”的临时头衔。他帮助当局编列名单，并对被指控“与红军勾结”的士兵进行审查。
在许多情况下，类似的指控都是基于纯粹的猜测和道听途说。例如，希特勒在一份报告中，怀疑与其同龄的军官代表克鲁姆普夫“煽动反政府活动。”事实上，克鲁姆普夫从未认同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好几年之后才洗脱罪名。
普罗金格指出，担任调查专员的经历，让希特勒熟悉了作为权力工具的政治清洗。凭借这一险恶的招数，他才能在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DAP）中取得重量级的话语权。他逐渐迫使所有敢于反对他的政治同盟者退出该党，从而迅速成为说一不二的地区领导人。
军营里走出未来“元首”
由于被认为在政治上“靠得住”，1919年7月，希特勒所在部队派他参加了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部“信息和宣传科”主办的反布尔什维克培训班。反犹分子卡尔·迈尔是该部门的头目。虽然希特勒参加的讲座“教育与政治”和“1871年以来德国经济生活的发展”从标题上看并无恶意，但讲师全是激进右翼分子，不仅仇视苏俄，也仇视魏玛共和国。
表面上，战败后的德国军方试图塑造自身“政治中立”的形象，实际上却在社会上埋下“暗桩”。1919年8月，希特勒等26名“鼓动家”被分配到国防军的“信息司令部”。正如《我的奋斗》所言，他藉此与许多日后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为新运动打下了基础”。
此后不久，希特勒又奉命前往一处复员军人收容所。为了肃清那些曾在大战期间被俘虏过的官兵们的“失败主义思想”，希特勒向他们发表演讲。约150人倾听了他对“和平与重建的条件”、“资本主义及犹太人”等议题的言论。他还向士兵散发宣传材料。
同时，希特勒印制了一些小册子，对“殖民主义”等问题进行论述。他写过一封反对犹太人的公开信，称“国家应从法律上逐步对犹太民族实施控制，直至剥夺其权利”。
9月初，希特勒作为军方的“重点培养对象”，被长期外派到德国工人党。普罗金格认为，这让希特勒如鱼得水，因为此时的他依然保留着军籍，可以继续领取工资、吃穿不愁。由此不难想见，在他步入政坛的众多幕后推手中，军队发挥的作用是何等关键。
1920年2月22日，《多瑙河报》写道，希特勒用“简单的家庭娱乐形式”给帕绍县的民兵做了一场爱国演讲，后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为了让他有时间充分参与社会活动，这几个月中，军方只安排未来的独裁者从事图书管理等轻松的勤务工作。第41步兵团的一份“每日命令”，指示该部士兵找“三楼564室的二等兵希特勒”借阅读材料。
综合以上事实，普罗金格的结论呼之欲出：希特勒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比一般人认为的更早；到1919年末，他此后的人生轨迹已经基本定下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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