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革命？无政府狂欢？

    “占领华尔街”的组织者之一相信，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正逐渐浮现。

    正如大卫·格雷伯在其书中所写：“创建一种新的、作为替代品的文明，是件困难的事情。”

    推开窗户，或者打开电视，你我都可以看到，文明正在我们身边腐烂。预算削减、警匪枪战、没完没了且不断扩大的战争、毁灭性的气候灾难、国会的“布袋木偶”大声吵吵嚷嚷，政府对每次危机的解答都是老生常谈……过去4年间，类似的情况点燃了很多国家的街头之火，从希腊、智利、突尼斯、埃及、巴林到叙利亚，伦敦和马德里也未能幸免。

    曾几何时，我们以为类似的情形在美国绝不会出现，但2011年秋天，却有过一段短暂的例外。还记得“占领华尔街”运动吗？那年9月12日，2000人聚集在纽约祖科蒂公园。当晚，几百人滞留在原地不走，第二天依然如此。他们宣称：“我们是那99%。”

    这个口号很快流行起来。不久，聚集者扩大到数以万计。警方想控制这场运动，动用了胡椒喷雾、警棍殴打、大规模逮捕等手段，结果适得其反。几周内，占领运动扩展到全国500多个城镇：在加利福尼亚，不仅是洛杉矶和奥克兰，还有河滨市、托伦斯市、弗雷斯诺……

    到11月中旬，利剑终于砍了下来。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大批警察冲进露营地，拆毁帐篷，捣毁图书馆和医疗所，将在那里的示威人士投入监狱。

    让革命的想象力复活

    彼时，身为人类学家的大卫·格雷伯执教于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正好在纽约长期旅行。格雷伯的博学多才以及长久的激进主义经历——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早已让他在左派知识分子中成为明星。2011年7月，他出版了畅销书《债务：第一个5000年》，变得更加炙手可热；两个月后，格雷伯便帮助组织了首次“占领华尔街”代表大会。

    格雷伯的《民主工程》，提供了一个参与和组织者对“占领运动”的看法，以及对其为何崩溃的相对粗略的解释。该工程的中心，是将占领运动从细枝末节上升到定性层面。格雷伯尖锐地指出，“在一种财阀公然窃国性质的制度里，政府屈服于金融服务业”，而这个行业的主要“业务”，就是创造无底的消费者债务，并且将反对者贴上精神失常的标签。他写道：“其结果是，某种看似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平民当中几乎是没有谁真正支持的。”

    参加占领运动者，因没有具体加入条件，导致失业者、负债者、焦虑者和愤怒者有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公众论坛”，可以藉此分析他们的思想状况。

    格雷伯认为，对无政府主义模式的信赖，将占领运动变成了激进民主的大派对。至少，他相信，占领运动刺激了“革命想象力的苏醒，此前，这种传统智慧早已被宣告死亡。”

    一场虽败犹荣的试验

    格雷伯创作本书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为“革命”提出合理化借口，如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已变得对金融精英奴颜婢膝，以至于“让我们回复到最低程度的体面，就只有拿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其次，清除对无政府主义的鄙视和误解，并把它摆在叙述的中心。

    格雷伯认为，占领运动是一场革命，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狂欢大派对。“这场运动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但他争辩说，“由于无政府主义元素参与进来，它依然算得上成功。”

    因此，《民主工程》一书，没有花太多篇幅来论述占领运动的历史作用，以及占领运动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乃至无政府主义在占领运动中的作用。格雷伯的乐观心态，要求他坚称占领运动并未被击败，而是在事实上取得了成功，其整体影响要到数年后才能评估。

    他写道：“人的政治视野一旦扩大，变革就会靠谱些。”不幸的是，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且以格雷伯的品性，他多半无法抓住导致占领运动失败的、任何真正的原因。

    根据他对美国的诊断，当今的政治弊病“不成比例”地影响到不同肤色的人群，但他又指出，占领运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次白人和中产阶级的运动，种族问题完全被排除在格雷伯的占领运动和美国历史的旧账外，这是比疏忽更严重的问题。

    占领者没能经受住全国范围的暴力肃清浪潮，很难说是他们的过错，但格雷伯对“如何予以反制”缺乏考量多少令人沮丧。“暴力是笨蛋的首选策略，”他只是不屑一顾地讥讽道。

    如今，祖科蒂公园再次成为一个令某些人愉快的“无菌”之地，证券交易员可以坐在那里吃午饭了。的确，此时此刻，笨蛋看起来都非常聪明。

    美国《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