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21世纪，“衰退”是权力的宿命
作者 [美] 戈登·M·戈尔茨坦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3年04月10日
32
版）
 |
《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基础图书公司2013年3月，320页。 |
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衰退与再分配，令更多玩家有了改变未来的资格。
在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中，莫伊塞斯·纳伊姆一直在权力的学生与主人之间转换身份。他36岁时就被任命为委内瑞拉贸易和工业部部长，随后成为委央行董事和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他是经济学教授、勤奋的专栏作家、《外交政策》杂志编辑，还是达沃斯论坛的常客。他在众多精英会聚的场合发表演讲，对各国政府、金融界和媒体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纳伊姆在新著《权力的终结》中给出了颇具挑衅性的观点。他断言，“权力正从一个大陆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大陆或国家，或者说权力正在很多新玩家之间分散”，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权力正处在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这方面的突变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那就是，权力正在衰退。”
他坚信：“从会议室到战场，再到网络空间，权力战争空前激烈，回报却日益减少。斗争的升温掩盖了权力本身日益衰微的趋势。了解权力是如何失去价值的，以及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严酷挑战，对于预测21世纪的世界格局将如何重塑，是至关重要的。”
权力遭受四面八方的侵蚀
纳伊姆的目光扫过这颗星球表面，他看到，权力正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侵蚀。
在政治舞台上，各国政府和各主要政党的权力都在连年下滑，华盛顿的情况很有代表性。他举例说：“1996年至2004年的5次大选中，两党在众议院席位中的最大增幅为9席；而在2006年，共和党失去了30席，2008年，民主党赢得21席，但2010年，民主党又丢掉了63席。”
犬牙交错的政治博弈，给达成共识创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这削弱了各政治集团领导者的力量，使他们无法推行自己的意愿，于是，无情的政策摊牌难以避免。纳伊姆认为，政治机制失灵的情况与日俱增：“会有更多选举，更多公民投票，更多选票复查和更多候选人。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方向：权力从‘圈内人’向更多竞争者重新分配。”
在军事领域，纳伊姆质疑强大武力对国际局势起到的杠杆作用。“2008年，时任美国防长罗伯特·盖茨承认，从越战结束算起，美军在40多年间只有一次大规模行动，即1991年海湾战争，而在其他投入军力的场合，“从格林纳达、黎巴嫩到索马里、科索沃、阿富汗，涉及的都是反叛乱、反恐，要不就是人道主义干涉，国家间的持续对垒并不存在。”
尽管军队看上去越来越闲，美国2012年的国防预算仍然突破7000亿美元。纳伊姆在相关章节进行了对比，“基地组织花50万美元就成功地制造了‘9.11’事件，当天的直接损失，加上美国对该袭击做出的后续回应的费用，总金额则不少于3.3万亿美元。”
在大企业中和商业竞争领域，权力受到的侵蚀也日趋明显，曾经地位显赫的旧势力在机敏的挑战者打击下，以惊人的速度坠落。谈及相关话题，纳伊姆把焦点放在全球科技产业的动态变化上。新兴巨头谷歌、脸谱和亚马逊等，在极短时间内巩固了各自的市场地位，以往的“偶像”则纷纷被打入泥潭——过去几年间，诺基亚和RIM（黑莓手机制造商）的股价暴跌90%以上，雅虎的股价也跌了八成，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大权旁落。
“稳定”将面临重新定义
是什么导致政治、军事、商业……以及其他形式的权力日渐衰弱乃至逐渐消亡？
纳伊姆赞许地引用了布热津斯基说过的话。早在上世纪70年代，那位著名战略家就准确地预测出莫斯科在推动经济现代化时会遇到重重困难；80年代，他又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了苏联政权日益严重的内部危机。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当今世界进入了“后霸权主义时代”，与冷战时期的经验相反，“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以实质性或永久性方式，将其意愿强加于人。”
纳伊姆在此基础上阐明：权力分散的新时代，必将催生一个“更紧凑、更多样”的世界：每年有6500万人带着梦想流入城市，相当于芝加哥人口的7倍以上；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手段的爆炸式发展，则令信息成为唾手可得的大众消费品……总之，人口、技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构成巨大合力，战略性准入门槛越来越低，从而给权力结构带来新的挑战者。
这个挑战者被纳伊姆命名为“微权力”，它寻找不同领域中既得利益者的弱点，伺机展开突袭。纳伊姆总结道：“叛乱分子、边缘政党、个体创业者、黑客、政治活跃分子、公民媒体新贵、城市广场上没有明确领袖的年轻人——包括你我他，都在撼动旧秩序。”
诚然，纳伊姆关于权力衰退的思考仍处在完善期，本书的内容显得有些宽泛，专业人士会批评他没能形成缜密的理论，普通读者则为案例的缺乏苦恼。但无论如何，《权力的终结》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权力游戏”在21世纪的一系列新玩法。
权力的衰退及再分配给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带来了深刻冲击。“从气候变化、核扩散、经济危机、资源枯竭、流行病，到底层人口的持续贫困、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网络犯罪等等”，全球合作中的变数越来越多，“这需要更加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才能有效约束风险。”
最后，假设纳伊姆是对的，那么，如他在全书结尾留下的问题，“若权力的未来在于分散和削弱，而非管理和巩固，那么，是否能够期待人们重新定义‘稳定’的内涵呢？”
美国《华盛顿邮报》
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衰退与再分配，令更多玩家有了改变未来的资格。
在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中，莫伊塞斯·纳伊姆一直在权力的学生与主人之间转换身份。他36岁时就被任命为委内瑞拉贸易和工业部部长，随后成为委央行董事和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他是经济学教授、勤奋的专栏作家、《外交政策》杂志编辑，还是达沃斯论坛的常客。他在众多精英会聚的场合发表演讲，对各国政府、金融界和媒体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纳伊姆在新著《权力的终结》中给出了颇具挑衅性的观点。他断言，“权力正从一个大陆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大陆或国家，或者说权力正在很多新玩家之间分散”，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权力正处在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这方面的突变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那就是，权力正在衰退。”
他坚信：“从会议室到战场，再到网络空间，权力战争空前激烈，回报却日益减少。斗争的升温掩盖了权力本身日益衰微的趋势。了解权力是如何失去价值的，以及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严酷挑战，对于预测21世纪的世界格局将如何重塑，是至关重要的。”
权力遭受四面八方的侵蚀
纳伊姆的目光扫过这颗星球表面，他看到，权力正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侵蚀。
在政治舞台上，各国政府和各主要政党的权力都在连年下滑，华盛顿的情况很有代表性。他举例说：“1996年至2004年的5次大选中，两党在众议院席位中的最大增幅为9席；而在2006年，共和党失去了30席，2008年，民主党赢得21席，但2010年，民主党又丢掉了63席。”
犬牙交错的政治博弈，给达成共识创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这削弱了各政治集团领导者的力量，使他们无法推行自己的意愿，于是，无情的政策摊牌难以避免。纳伊姆认为，政治机制失灵的情况与日俱增：“会有更多选举，更多公民投票，更多选票复查和更多候选人。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方向：权力从‘圈内人’向更多竞争者重新分配。”
在军事领域，纳伊姆质疑强大武力对国际局势起到的杠杆作用。“2008年，时任美国防长罗伯特·盖茨承认，从越战结束算起，美军在40多年间只有一次大规模行动，即1991年海湾战争，而在其他投入军力的场合，“从格林纳达、黎巴嫩到索马里、科索沃、阿富汗，涉及的都是反叛乱、反恐，要不就是人道主义干涉，国家间的持续对垒并不存在。”
尽管军队看上去越来越闲，美国2012年的国防预算仍然突破7000亿美元。纳伊姆在相关章节进行了对比，“基地组织花50万美元就成功地制造了‘9.11’事件，当天的直接损失，加上美国对该袭击做出的后续回应的费用，总金额则不少于3.3万亿美元。”
在大企业中和商业竞争领域，权力受到的侵蚀也日趋明显，曾经地位显赫的旧势力在机敏的挑战者打击下，以惊人的速度坠落。谈及相关话题，纳伊姆把焦点放在全球科技产业的动态变化上。新兴巨头谷歌、脸谱和亚马逊等，在极短时间内巩固了各自的市场地位，以往的“偶像”则纷纷被打入泥潭——过去几年间，诺基亚和RIM（黑莓手机制造商）的股价暴跌90%以上，雅虎的股价也跌了八成，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大权旁落。
“稳定”将面临重新定义
是什么导致政治、军事、商业……以及其他形式的权力日渐衰弱乃至逐渐消亡？
纳伊姆赞许地引用了布热津斯基说过的话。早在上世纪70年代，那位著名战略家就准确地预测出莫斯科在推动经济现代化时会遇到重重困难；80年代，他又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了苏联政权日益严重的内部危机。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当今世界进入了“后霸权主义时代”，与冷战时期的经验相反，“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以实质性或永久性方式，将其意愿强加于人。”
纳伊姆在此基础上阐明：权力分散的新时代，必将催生一个“更紧凑、更多样”的世界：每年有6500万人带着梦想流入城市，相当于芝加哥人口的7倍以上；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手段的爆炸式发展，则令信息成为唾手可得的大众消费品……总之，人口、技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构成巨大合力，战略性准入门槛越来越低，从而给权力结构带来新的挑战者。
这个挑战者被纳伊姆命名为“微权力”，它寻找不同领域中既得利益者的弱点，伺机展开突袭。纳伊姆总结道：“叛乱分子、边缘政党、个体创业者、黑客、政治活跃分子、公民媒体新贵、城市广场上没有明确领袖的年轻人——包括你我他，都在撼动旧秩序。”
诚然，纳伊姆关于权力衰退的思考仍处在完善期，本书的内容显得有些宽泛，专业人士会批评他没能形成缜密的理论，普通读者则为案例的缺乏苦恼。但无论如何，《权力的终结》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权力游戏”在21世纪的一系列新玩法。
权力的衰退及再分配给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带来了深刻冲击。“从气候变化、核扩散、经济危机、资源枯竭、流行病，到底层人口的持续贫困、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网络犯罪等等”，全球合作中的变数越来越多，“这需要更加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才能有效约束风险。”
最后，假设纳伊姆是对的，那么，如他在全书结尾留下的问题，“若权力的未来在于分散和削弱，而非管理和巩固，那么，是否能够期待人们重新定义‘稳定’的内涵呢？”
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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