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工作带到中国工人所在之处”

    中国新领导人接掌领导职位的当前，中国增长放慢，劳动力问题也变得复杂。

    有报道称，在中国，富士康公司等企业提高工资，仍难招到工人，这加大了有关中国到底有多少剩余工人的辩论。同时，中国大学生数量猛增，引发了美国竞争力即将受到威胁的担忧。

    这些与中国劳动力有关的问题看似不同，实际都有一个共同潜在因素，这对中国能否继续充当世界增长引擎至关重要。

    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驱动了其快速工业增长。现在，这个“人口红利”可能近乎耗干，中国经济来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一转折点的叫法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姓名。刘易斯第一个描述，贫穷经济体如何通过将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而实现发展，这个进程将一直继续，直到来到剩余劳动力消失、工资水平开始上升及增长放慢的转折点。

    中国经济学家说，2003年以后，中国不时出现“用工荒”，且非技术工资水平上升，表明已到拐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持有异议，并根据对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模型，将拐点大大推后至2020年到2025年之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剩余劳动力仍然充裕，因为农村地区约40%的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农业，而农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在中国，市场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这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使用。所以，实际可用的劳动力，或许大大少于潜在可用的劳动力。限制流动工人获得工作所在地福利的户口制度，就是这种不完善的最明显例子。其他不太明显的，还有中国农村扶持政策，包括补贴项目，这些政策可能鼓励劳动力留在农业。

    在最初的刘易斯分析模型中，剩余劳动力集中在农业，而中国剩余劳动力可能是在较小城镇，那里工资过低且就业不充分。

    为什么这些劳动者不搬到更有活力的环境，去做更多产的工作呢？按照常规，这是因为他们的“保留工资”上升了——也就是说，促使他们到外地务工的最低工资，远比现在提高了。

    这是因为，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到异地打工的货币和情感成本上升了。许多工人不去没有住房的大城市。他们拥有土地权益——虽然不能按市场价出售，因此待在熟悉的环境现在更有吸引力。

    近几十年，一场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将工人带到沿海有工作的地方”。而未来可能与此相反，“将工作带到工人所在的地方”，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地理造成深刻影响。

    在不太知名的省份，比如河南，人口上亿堪比一国，大量的年轻人谋求工厂工作，但不愿到沿海外地。随着收入上升和城市化，中国越来越以消费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重心将自然而然转向内陆地区，那里住着中国2/3的人口。

    年轻人要求更合意的工作时，也日益感到自己有权得到大学教育。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从2000年到2010年，大学生在同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增加了两倍多，远高于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扩大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数量，超过了那些只读过技校或拥有专科文凭的人。

    这些读过大学的劳动者不愿意去工厂做工，而是竞争办公室职位。同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城市同龄人比起来，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可能多4倍。与此同时，工厂很难招到要求有一定技术的工人。鉴于服务业还不发达，而制造和建筑业仍扮演巨大角色，中国制造了劳动力技能与工作资源之间的严重不对称。

    随着中国经济在价值链上攀升，以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替代劳动密集型的装配厂，半熟练劳动者的短缺将日益突出。但是，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过度增长，超过了结构性转变所需，过早地将劳动力供应从半熟练制造业工人，转向更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专业人士。加大对职业培训和行业工程技能的强调，将有助于填补当前对制造业工人的需求。

    经济学家们将继续辩论中国是否已用完了剩余劳动力。随着中国进入更复杂、更不可预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决策者需要重点关注如何鼓励将正确技能用于正确的地方。

    美国彭博新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