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应忙着对富人增税
○村山宏
《
青年参考
》(
2013年03月06日
03
版)
在决定增税之前,应该首先认真讨论利用税金实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帮助贫困阶层的问题。增税在弄清税金用途之后再进行也不晚。
在北京中心地段一家超豪华酒店,一到周五晚上9点以后,保时捷就会陆续来到大门口。酒店的咖啡厅在周末竟摇身一变成了高级俱乐部。聚集到这里的二三十岁男女青年,不断点着Dom Pérignon(法国唐培里侬)等高档香槟。这些年轻人利用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金钱,过着优雅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为“富二代”。对于这些人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的驻京记者曾进行过报道。在读过这些报道后,我感到不舒服。
中国民众肯定也对“富二代”怀有强烈的反感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整日拼命工作却无法过上美好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利用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房地产等资产轻松获得收入的“富二代”是不能容忍的。如今,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超过1亿人。中国的一部分改革派很早就敦促政府强化“收入再分配”机制,加强对富裕阶层增税,并将获得的金钱花在贫困人口身上。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终于要展开行动,加强对高收入群体征税了。除了把在上海和重庆试点的房地产税扩大到全国之外,还讨论引入遗产税。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政策,但我却禁不住想喊一句——“等等!”因为感觉讨论的顺序好像被弄反了。中国政府在过去曾征收了大量税款,但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应该先弄清这些问题?如果打算加强收入再分配,此前那些税收就已经足够了。但现实是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扩大。
政府不但没有救济贫困阶层,一部分道德败坏的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反而一直在利用政府和企业的金钱和资产来中饱私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税收,就会扩大贪污和浪费的机会,这样一来就会鸡飞蛋打。在决定增税之前,应该首先认真讨论利用税金实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帮助贫困阶层的问题。增税在弄清税金用途之后再进行也不晚。
救济贫困人口的工作,本来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并非只要给贫困的人金钱就能帮其摆脱贫困。如果能够不劳而获,人们就将好逸恶劳。如果社会福利过高,整个社会就将丧失劳动积极性,整个国家就将陷入贫穷。过去,中国的人民公社平等地分配利益,但其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再认真劳动,从而陷入了粮食短缺。
下面就用当前的一个事例来说明救济贫困阶层的困难性。中国政府以高于国际市场行情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大米。此举意在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虽然目的值得肯定,但也产生了副作用。由于中国大米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结果食品企业等中国国内的大米需求者,都开始大量购买廉价的进口大米。在中国大米出现难卖的同时,越南等外国大米的进口却在增加。
中国耕地面积短缺,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但受农民保护政策的影响,自给率反而出现了下降。即使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业生产效率也未必能得到大幅改善。原因在于农民满足于政府高价收购大米,结果放弃了改善品质的努力。也就是说,农民保护政策使得小规模农业得以生存,却很有可能导致农村全面走向富裕的道路被阻塞。
不管在哪个国家,政府实施的收入再分配都难以一蹴而就。即使实施表面看来很好的政策,也可能产生各种矛盾。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在决定增税之前认真讨论如何推进贫困人口救济工作。
另一个担忧是,如果政府相关人士的收入和资产不完全公开,资产不被征税,这就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富裕阶层增税。不对政府相关人士征税,而仅仅强化民间人士征税是不公平的。若是推行打击生活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和民营企业家的税收强化政策,民间活力就将遭到削弱。民间活力趋弱而政府相关人士却因税收增长而获利丰厚的改革,也只能说是本末倒置。
我或许算是非常情绪化的人。因此明白在人类的感情中,没有比憎恶和嫉妒更加阴暗和强大的力量了。如果利用人们对有钱人的憎恨和嫉妒等人类具有的黑暗力量,就能够迅速改变这个社会。若是攻击有钱人,对富裕阶层增税的政策就很容易被接受。但如果仅仅为了报复有钱人而进行增税,社会则难以变好。这样做或许甚至会让富者和贫者发生激烈对立,让社会出现动荡。
中国的改革派,请在讨论增税之前,更加深入地讨论一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对策。
□摘自日经中文网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在决定增税之前,应该首先认真讨论利用税金实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帮助贫困阶层的问题。增税在弄清税金用途之后再进行也不晚。
在北京中心地段一家超豪华酒店,一到周五晚上9点以后,保时捷就会陆续来到大门口。酒店的咖啡厅在周末竟摇身一变成了高级俱乐部。聚集到这里的二三十岁男女青年,不断点着Dom Pérignon(法国唐培里侬)等高档香槟。这些年轻人利用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金钱,过着优雅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为“富二代”。对于这些人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的驻京记者曾进行过报道。在读过这些报道后,我感到不舒服。
中国民众肯定也对“富二代”怀有强烈的反感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整日拼命工作却无法过上美好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利用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房地产等资产轻松获得收入的“富二代”是不能容忍的。如今,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超过1亿人。中国的一部分改革派很早就敦促政府强化“收入再分配”机制,加强对富裕阶层增税,并将获得的金钱花在贫困人口身上。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终于要展开行动,加强对高收入群体征税了。除了把在上海和重庆试点的房地产税扩大到全国之外,还讨论引入遗产税。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政策,但我却禁不住想喊一句——“等等!”因为感觉讨论的顺序好像被弄反了。中国政府在过去曾征收了大量税款,但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应该先弄清这些问题?如果打算加强收入再分配,此前那些税收就已经足够了。但现实是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扩大。
政府不但没有救济贫困阶层,一部分道德败坏的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反而一直在利用政府和企业的金钱和资产来中饱私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税收,就会扩大贪污和浪费的机会,这样一来就会鸡飞蛋打。在决定增税之前,应该首先认真讨论利用税金实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帮助贫困阶层的问题。增税在弄清税金用途之后再进行也不晚。
救济贫困人口的工作,本来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并非只要给贫困的人金钱就能帮其摆脱贫困。如果能够不劳而获,人们就将好逸恶劳。如果社会福利过高,整个社会就将丧失劳动积极性,整个国家就将陷入贫穷。过去,中国的人民公社平等地分配利益,但其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再认真劳动,从而陷入了粮食短缺。
下面就用当前的一个事例来说明救济贫困阶层的困难性。中国政府以高于国际市场行情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大米。此举意在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虽然目的值得肯定,但也产生了副作用。由于中国大米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结果食品企业等中国国内的大米需求者,都开始大量购买廉价的进口大米。在中国大米出现难卖的同时,越南等外国大米的进口却在增加。
中国耕地面积短缺,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但受农民保护政策的影响,自给率反而出现了下降。即使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业生产效率也未必能得到大幅改善。原因在于农民满足于政府高价收购大米,结果放弃了改善品质的努力。也就是说,农民保护政策使得小规模农业得以生存,却很有可能导致农村全面走向富裕的道路被阻塞。
不管在哪个国家,政府实施的收入再分配都难以一蹴而就。即使实施表面看来很好的政策,也可能产生各种矛盾。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在决定增税之前认真讨论如何推进贫困人口救济工作。
另一个担忧是,如果政府相关人士的收入和资产不完全公开,资产不被征税,这就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富裕阶层增税。不对政府相关人士征税,而仅仅强化民间人士征税是不公平的。若是推行打击生活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和民营企业家的税收强化政策,民间活力就将遭到削弱。民间活力趋弱而政府相关人士却因税收增长而获利丰厚的改革,也只能说是本末倒置。
我或许算是非常情绪化的人。因此明白在人类的感情中,没有比憎恶和嫉妒更加阴暗和强大的力量了。如果利用人们对有钱人的憎恨和嫉妒等人类具有的黑暗力量,就能够迅速改变这个社会。若是攻击有钱人,对富裕阶层增税的政策就很容易被接受。但如果仅仅为了报复有钱人而进行增税,社会则难以变好。这样做或许甚至会让富者和贫者发生激烈对立,让社会出现动荡。
中国的改革派,请在讨论增税之前,更加深入地讨论一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对策。
□摘自日经中文网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