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国际贸易，就别那么怕传染病

    历史上，国际贸易的确为传染病的散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在现代社会，冒公共利益之名的防疫措施往往成为保护主义的外衣，对正常的商业往来构成阻碍。

    当新书《传染：商业怎样散播疾病》首次躺在我的桌上时，看着有点耸人听闻的副标题，我以为，自己将要读到的是又一大片民粹主义的谩骂和讽刺。

    事实上，《传染》对疾病、贸易、政治和外交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进行了理性的回顾。作者马克·哈里森是牛津大学医学史教授，对与流行病相关的各种材料了如指掌，学术素养无可指摘。这本书记述了商业对黑死病、以及后来的非典、疯牛病乃至猪流感等跨国爆发的重大疾病的影响，以及政府在应对时犯下的错误。

    确切地说，“疾病跟商业相纠缠”的论点并不是开创性的。在旅游业兴旺发达前，除了战争，疾病不通过商业传播，还能通过什么？在大家知道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前，各国都怀疑疾病——特别是瘟疫是通过贸易路线传播的，尤其是通过海运。出于防疫考虑而对轮船进行的检疫，1397年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市首次实施，很快被意大利效仿。

    哈里森承认疾病和贸易的联系，有力地说明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为何对商业存在偏见；你或许会联想到，艾滋病强化了公众对同性恋的偏见与之相似。

    作者提到，1357年的《罗切斯特主教》一书，称瘟疫是对“弄虚作假”的惩罚，中世纪的文学作品有时把瘟疫受害者称为“商品”。在几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国家，当疾病蔓延的时候，商人们的货物都要接受检疫。从另一方面讲，这样的措施经常引发政治摩擦。

    荷兰人的船往往脏脏的，总是检疫人员的重点目标。于是，这个国家施展哈里森所谓的“针锋相对”措施，对那些从检疫自家船只的国家来的船进行报复性检疫。最后，到17世纪，检疫成了国家的行政工具、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有时甚至成为战争的理由。

    如哈里森所言：“回头看，那种强加于人的净化措施，就像和平时代的侵略。” 

    如果你觉得本书对政府的角色十分关注，那是正确的。事实上，自17世纪的印度大瘟疫爆发起，各国对疫情往往神经过敏，害怕疾病成为外来干涉的借口。

    知道作者对相关问题非常了解，我期待哈里森就今日世界中商业利益和公共卫生的平衡发表一番高见。令人遗憾的是，《传染》当中只有一章写到这个主题——“疾病与全球化”——它指出，21世纪还会爆发像非典之类的天灾，实在是令人羞愧的事情。作者的一些观点很有挑衅性，其中包括对非典的描述，许多是传统媒体上未曾出现过的。

    非典在十年前造成严重恐慌，至今仍然有再度爆发的危险。哈里森认为，非典对全球贸易、尤其对亚洲的旅游业影响巨大，而它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他抱怨公共卫生部门的轻率，同时批评部分媒体“把最坏的情节植入受众的意识里”，扩大了恐慌，使社会更脆弱。

    结果，这种认为自身脆弱不堪的想法，导致众多欠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制定反对外国牛肉以及禽类制品进口的法规，把对疾病的恐惧当成使保护主义正当化的灵丹妙药。“当世界看似对公共卫生更加关注时，准备应对流行病的焦虑令赤裸裸的保护主义大行其道。”

    哈里森认为，“比起19世纪，各国现在更可能滥用疾病控制措施”。他还强调，“当前的体系不只对跨国贸易有危害性，而且对公众健康也没有太多积极意义。”

    检疫和边境封锁固然能抑制疾病传播，然而在未来，流行病最可能的催生器可能是大型的工厂化农场，它们或将扮演繁殖人畜共患的疾病的温床。《传染》忧心忡忡地指出，除非对这些农场进行更严格的管理，或干脆将其淘汰，我们付出的努力或将成为无用功。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