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变身中产阶级?
在距离上海一个小时车程的某民工住处,张蔚华(音)和朋友正在屋外激动地谈论冰箱价格。大多数人为了省钱,想要买一台二手冰箱。
8年前,张女士和丈夫离开位于河南省的家乡农村,前往当时很有发展前途的苏州工业园。他们希望至少在中国社会的阶梯上上升一级——从农民变为民工,如果运气好的话,成为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
苏州工业园最初是新加坡和中国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它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烈愿望。该工业园媒体中心主任刘杰说:“我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0%,很多人的生活因此改善。这里的人真的享有现代生活。”
刘杰站在工业园行政大楼的楼顶,放眼望去是一个王国,有花园、商场、五星级酒店、《财富》500强企业的工厂和新加坡式的棕榈大道。15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片稻田。而今天,苏州被视为一个成功榜样。它从农业、制造业、外贸经济,转变为一个创新、高价值、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现在,中国希望复制这里的发展经历,将其搬到该国其他地方,而城市化被认为是这一努力的关键。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音)说:“由于经济减速,本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也差点未能达到,现在中国正设法增加内需,减少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今后一二十年,城市化是中国持续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之一。”
据认为,城市化可促进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最终推动中产阶级的壮大,从而提高消费。“城市化会刺激消费,特别是如果与减少收入差距相结合的话。”朱海滨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称,现在中产阶级仅占中国总人口18.2%,约为2.47亿人。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还不是真正强大的消费者。华盛顿大学地理学教授陈金永(音)表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他们当中许多人赚钱并不算多。
张女士表示:“我们来苏州时,不得不把两个孩子交给老家的父母照顾,因为有户口限制。以我们的工资,负担不起孩子在城里上学和看病的费用。”不过,凭她在苏州的收入,她有条件让女儿上学。现在,她的大女儿在大学念理工专业。“我感到很光荣。”张女士自豪地说。她做服务员、厨房帮工和清洁工,辛苦干活终于得到了回报。她的女儿立志成为中产阶级。
张女士在工业园区租了一套适中的房子,月租金1500元人民币。房子有一个走廊,可以当成厨房,而客厅可以当卧室,还有一间通风的浴室。“我们有热的自来水,有电,所以比老家好。”她说。她每月收入4200元,除掉房租,剩下的钱寄给公婆、父母及给女儿上学,或者存起来。对农民工来说,存钱以备健康问题或失业尤其重要。中国储蓄率是世界最高的。
户口制度的利与弊
中国的农村居民到城市打工,但他们并没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官方的户口制度规定了某人是某个地区的居民,并且划分出农业或非农业户口。大多数进城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作为“外地人”,他们必须出钱为自己和子女支付医疗和教育费用。
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城乡居民在就业和服务上的差异。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质量低下,更是加剧了问题。“这不仅会导致城乡居民的巨大差异,也造成了两个城市阶级。” 陈教授指出。
在毛泽东时代,农民不允许进城,更别说在城里工作了。经济改革之后,民众可以移居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并在那里工作。
陈教授表示:“户口制度为中国带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该制度推动了中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但现在随着北京目标的改变,许多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该制度已过时。北京要取得扩大中产阶级和刺激内需的目标,就需要大量有技能的工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
30年前,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口不到1/5;而今天,已有一半中国人生活在城市。据政府智库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预测,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惊人的6.07亿。大多数人进城是为了找工作,寻求更高的工资;也有人是因为政府的土地计划,而被安置在城市。
户口制度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阻止农村居民大量涌入城市,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至少部分地)避免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出现贫民窟。但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的一份联合报告认为,长远而言,户口制度将因为降低劳动流动性而阻碍经济增长。
不过,改革是困难的:地方政府没有动力或资源,向农民工及其家人提供公共服务。报告称,为改革户口制度,中国有必要调整财政体制。
张女士说:“过年时,老板会发一个红包,我可能用来买一台二手的冰箱。这样日子会更省力,我不用天天跑菜市场。”可能有一天,她有条件买一台新冰箱。但在此之前,她将不得不靠孩子,才能有机会挤入中产阶级行列。
同时,也不是人人都像张女士一样幸运。不久前,甚至非常现代化的工业园都有棚户区。新来者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他们只能住进废弃的房子,在堆满垃圾的地方搭起生活空间。如今这些地方大多已消失。有一个人说,当“他的”房子被拆掉时,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不是我的房子,我的家人无权获得任何补偿。但至少现在我有一份工作了。”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