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步往往体现在“嘴”上

    即便身陷权力与资本的夹缝之中，言论自由依然是捍卫自由心灵的有力支点。对于一个人而言，说话与吃饭同样重要，历史的进步往往体现在“嘴”上。因为张嘴吃饭是为了生存；而张嘴说话，是为了生存得更好。而世界上的人们也通过实践一次次证明，自由表达是一个公民应具有的权利和素质。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言论自由是思想进步的阶梯，千百年来，人们为了说话权而不断地对抗各种障碍。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的繁盛，即便身陷权力与资本的夹缝之中，言论自由依然是捍卫自由心灵的有力支点。对于一个人而言，说话与吃饭同样重要，历史的进步往往体现在“嘴”上。

    因为张嘴吃饭是为了生存；而张嘴说话，是为了生存得更好。而世界上的人们也通过实践一次次证明，自由表达是一个公民应具有的权利和素质。在雅典、罗马的广场上，苏格拉底、西塞罗道尽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滋养了民主与共和的精神。在口耳相授的时代，希腊城邦中出现了“诡辩”派，专门培训青年人的口才，在不停地辩论中才能找到真理。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著作都是在对话。

    不仅仅是这些西方人在对话，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东方中国，“子曰”不断和对话不停的《论语》开始问世并渐渐成为经典而流传后世。

    在东方，正是通过不断说话，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才得以记载和传播。而在西方，柏拉图的师父苏格拉底，更是雅典一等一的辩论高手。也正因为如此，城邦中的保守人士认为苏格拉底“毒化”年轻人的心灵，最终将其以“民主”的形式判死刑。苏格拉底“因言获罪”，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则昭示着，民主政治需要“牛虻”，需要不断地辩论和言说，需要批判者。

    印刷术出现之后，跨时空的信息流通成为可能，出版自由成为18世纪自由主义理论家非常看重的权利。这些理论家一般认为，只有当出版机构独立于国家并且处于私人领域而能受最小限制地进行活动时，自由发表思想与意见才能实际做到。

    近代以来，国家主权重心不断下移，从君主主权到贵族主权，再到人民主权，在此过程中，立宪作为国家构建的原则被确立起来。何谓宪政，即权在法下，包括国王在内，任何人或组织都应接受法治。法治之下，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只有在充分的讨论与辩驳中，才能慢慢形成共识。在宪政国家中，各级政客都身怀绝活，那就是辩论，代表选民“动口”辩论，而法律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不会因为出格的话语而被判刑，要比苏格拉底幸运多了。

    除了政客们当“传声筒”之外，宪政国家还有一种制衡政府权力的力量，那就是新闻传媒。新闻传媒是一种集体的言论工具，也是对权力的有力制约。在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之外，还有媒体这种“第四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三权分立更多的是公共权力机构内部的制衡，而媒体则扮演了权利对权力的直接监督。媒体扮演了当年苏格拉底的“牛虻”角色，侵夺公民权利的行为会被揭露出来，无论总统还是小吏都不能幸免。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规规矩矩为人民服务。

    宪政史专家斯科特·戈登的结论是，政府的效率与受制约之所以兼得，在于它们是“以政治权力的多元主义分配和对抗性原则为模型的”。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而让丑闻大白于天下的是《华盛顿邮报》的小记者。主流媒体不但让政府“出了丑”，还让总统灰溜溜地下了台。尼克松用“权力”僭越了权利的边界，破坏了正常的选举程序，也就损害了公民的选举权，动了民众权利的奶酪，下台也是应有的惩罚。

    大众媒体时代，记者与编辑成为舆论的中心，塑造着主流价值体系，如约瑟夫·奈所言，话语是软实力的货币。葛兰西发现，暴力革命未必能够真正改变社会权力结构，只有改变思想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实现革命。

    在网络时代，言论自由得到了技术的保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与编辑，在网络这一新的言论空间中发言。在一个开放、多元的言论空间中，虽然虚假的信息会被传播，但是谎言都会被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所证伪和戳穿，网络自身也具备一定的自净能力，尤其是在亿万双眼睛的凝视之下，谎言无处遁形。开放多元的言论空间，会逐渐推倒权力的“城堡”，权力在网民的目光下运行并非幻想。

    毕竟，言论自由是宪政民主的重要基石。200多年前，美国人颁布《权利法案》的时候，将言论自由列入第一修正案中，足见其对言论自由的重视程度。民主政治是一种对话，只有保障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对话，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那些有机会在议会上自由辩论的国家和人民，最终以理性而相对温和的口水仗代替了激情而充满血腥的断头台。